水体中抗生素通常来自废水处理厂的废水、畜禽养殖废弃物等的直接排放[1~4].由于其高水溶性、抗降解性以及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潜在危害等特性[5~7], 抗生素在不同河流中的污染及对水生环境的危害已经引起人们重视[8~13].在珠江流域、长江流域、汉江流域、黄河流域、海河流域和辽河流域等典型河流水体中均被证实存在多种抗生素的污染, 浓度水平在ng·L-1至μg·L-1数量级[14~21].蒋宝等[22]在北京市北运河中检测出磺胺吡啶、克拉霉素和氧氟沙星等7种抗生素, 且评估表明抗生素对藻类的风险为高风险;吴天宇等[23]在赤水河流域检测出12种抗生素, 总浓度为ND~1 166.97 ng·L-1, 其中3种抗生素检出率为100%;赵富强等[24]研究了我国七大河流水域的抗生素赋存状况, 结果表明水体中抗生素的检出种类普遍高于沉积物, 我国七大典型流域抗生素污染均处于高生态风险.
浙南诸河流域是浙江省的主要工农业经济区, 包括瓯江、飞云江和鳌江流域等, 其中瓯江为浙江第二大河, 干流全长388 km, 自源头到入海口分为三段, 分别为龙泉溪、大溪和瓯江.瓯江始于龙泉市, 上游云和县和青田县都在丽水市, 丽水市号称“中国水电第一市”, 是重要的水电开发区;中下游在温州市境内, 是东瓯古文化中心区域(图 1).近年来, 流域范围内经济飞速发展, 城镇化和工业化程度很高, 水环境质量面临较大威胁[25~31].当前在氮磷和重金属等常规污染物特征等方面的研究较为集中, 对于抗生素这一新型污染物的研究较少.本文以瓯江流域主要地表水作为研究对象, 选取6类35种常见抗生素(磺胺类9种、喹诺酮类16种、四环素类4种、大环内酯类4种、林可酰胺类1种和酰胺醇类1种)作为目标污染物, 分析35种抗生素在该流域的污染水平及空间分布特征, 评价抗生素对水体及人类的生态风险, 分析其来源, 以期为瓯江流域的抗生素污染防治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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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瓯江流域采样点示意 Fig. 1 Sampling sites of Oujiang River Basin |
仪器与耗材:岛津AOE系统与三重四极杆质谱仪LCMS-8050联用系统、色谱柱(Shim-pack GIST C18 2.1 mm I.D. × 100 mm L. 2 μm)、0.22 μm滤膜.
主要试剂:甲醇(农残级, 安谱生产);乙腈(HPLC梯度级, 安谱生产);甲酸(AR, 含量98%,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氨水(AR, 25%~28%, 成都市科隆化学品有限公司);屈臣氏饮用水;抗生素标准品包括:磺胺醋酰(SFM)、磺胺吡啶(SPD)、磺胺二甲异唑(SFX)、磺胺间二甲氧嘧啶(SMM)、磺胺氯哒嗪(SCP)、磺胺邻二甲氧嘧啶(SD)、磺胺对甲氧嘧啶(SMD)、磺胺二甲嘧啶(SM2)、磺胺甲噻二唑(SMT);林可霉素(LIN)、吡哌酸(PPA)、依诺沙星(ENO)、诺氟沙星(NOR)、氧氟沙星(OFX)、氟罗沙星(FLE)、土霉素(OTC)、强力霉素(DOC)、环丙沙星(CIP)、达氟沙星(DAF)、洛美沙星(LOM)、四环素(盐酸盐)、恩诺沙星(ENR)、西诺沙星(Cino)、喹酸(OXA)、红霉素(ERY)、萘啶酸(Nal)、罗红霉素(ROX)、氟甲喹(FLU)、交沙霉素(Jos)、氯霉素(CPL)、螺旋霉素(SPI)、司帕沙星(SPC)、双氟沙星(DIF)、莫西沙星(MOX)和金霉素(CTE);使用的内标有:噻苯达唑-D4、磺胺吡啶-13C6、达氟沙星-D3、氧氟沙星-D3、洛美沙星-D5、磺胺二甲嘧啶-13C6、磺胺氯哒嗪-13C6和氯霉素-D5.以上抗生素标准品均购买于安谱试验及坛墨试剂.
1.2 样品采集与预处理于2022年8月23日对瓯江流域进行水样采集, 由于流域上游主要为山区, 下游逐步流向温州市等产业发展地区, 采样点主要为干、支流的人口活动区, 同时参考主要河流参考断面, 在瓯江干流、主要支流(松阴溪、好溪、小溪和楠溪江)以及流域内的内塘河网和乐清诸河等地由上游至下游一共设置20个采样点(其中H1~H11为上游, H12~H20为下游, 如图 1), 包括干流7个(采样点H1、H2、H4、H7、H10、H12和H17), 支流7个(采样点H3、H5、H6、H8、H9、H11和H13), 内塘河网4个(采样点H14、H15、H16和H18)和乐清诸河2个(采样点H19和H20).采用有机玻璃贝勒管采集河流表层水样2 L(采集深度为表层至水面以下0.5 m), 加入2 mL甲醇抑制微生物生长, 遮光低温(4℃)保存, 24小时内车辆运回实验室进行提取分析.
采用酸性上样的抗生素(除莫西沙星和达氟沙星以外的抗生素), 先取10 mL环境水样品离心, 过0.22 μm滤膜, 然后加入10 μL内标工作液, 再加入10 μL甲酸, 混匀后装入样品瓶中待测.采用碱性上样的抗生素(莫西沙星和达氟沙星)先取10 mL环境水样品离心, 过0.22 μm滤膜, 然后加入10 μL内标工作液, 再加入10 μL氨水, 混匀后装入样品瓶中待测.
1.3 仪器分析条件液相色谱条件:固相萃取柱为Oasis HLB Direct Connect HP(2.1 mm I.D.×30 mm L. 20 μm);SPE输液泵为萃取液A:0.1%甲酸水, 萃取液B:0.1%氨水, 萃取液C:甲醇+乙腈(1∶1, 体积比).SPE流速为3 mL·min-1;色谱柱流动相为A相:0.1%甲酸水、B相:乙腈;流速为0.25 mL·min-1;柱温为40℃;进样量为3 000 μL;洗脱方式为梯度洗脱, 洗脱程序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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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在线固相萃取法梯度洗脱条件 Table 1 Gradient elution conditions for on-line solid phase extraction |
LCMS-8050质谱条件:采用电喷雾离子源(ESI)正-负离子模式、多反应离子监测(MRM)模式进行检测, 雾化气流速为3 L·min-1, 加热模块温度为400℃, 加热气流速为10.0 L·min-1, 干燥气流速为10.0 L·min-1.
1.4 质量控制采用重复性和基体加标进行实验质量控制.配制不同浓度标准溶液, 连续进样6次, 考察分析方法保留时间和峰面积的重复性.35种抗生素的保留时间和峰面积的相对标准偏差(RSD)分别不超过0.24%和9.99%, 数据表明方法重复性良好.取自来水制备样品和加标样品, 各样品平行测定3次.测试结果显示绝大部分抗生素的加标回收率在60%~130%之间, 相对标准偏差在0.12%~10.36%之间, 说明本方法准确性较好.
1.5 风险评价 1.5.1 生态风险评价由于当前国内尚未制定对抗生素污染浓度的环境限制标准, 借鉴欧洲风险评价技术指导文件(European commission technical guidance document, TGD)中风险商值法(risk quotients, RQs)对瓯江流域地表水中抗生素类药物进行生态风险评估[32],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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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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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式中, RQ为环境中的实际检出浓度(measured environmental concentration, MEC)与预测无效应浓度(predicted no effect concentration, PNEC)的比值, PNEC为EC50(半数效应浓度, ng·L-1)或者LC50(半数致死浓度, ng·L-1)与评价因子(assessment factors, AF, 无量纲)的比值.本研究的水生生物毒理数据库资料主要从美国ECOSAR数据库和部分已有研究中查找确定.为接近实际情况, 环境中实际检出浓度(MEC)选择最大值, 每种抗生素对应的水生生物毒性敏感数据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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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水生生物毒性敏感数据1) Table 2 Toxicity sensitive data for aquatic organisms |
1.5.2 健康风险评价
为评价瓯江流域表层水中抗生素对人体健康的风险, 根据人体对抗生素的日均可接受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 计算抗生素对人体健康的风险商(RQH),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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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式中, RQH为单一抗生素的健康风险商;MEC为实测浓度(μg·L-1), DWEL为饮用水当量值(μg·L-1).饮用水当量值DWEL=ADI×BW×HQ/(DWI×AB×FOE), 其中ADI是日均可接受量;BW是人均体重(kg), HQ为最高风险, 按1计算, DWI是每日饮水量, AB是肠胃吸收率, 按1计算, FOE是暴露频率(350 d·a-1), 按0.96计算[38].不同年龄段人群的人均体重及每日饮水量见表 3, 不同抗生素的ADI值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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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成人及儿童平均体重以及每日饮水量[39] Table 3 Average weight and daily water intake for adults and childr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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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抗生素的ADI值 Table 4 ADI values of different antibiotics |
根据抗生素对人体健康和生态风险商的分类标准:当RQ值< 0.01时无风险, RQ值介于0.01~0.1间的为低风险, 介于0.1~1之间的为中等风险, RQ值≥1属于高风险.
2 结果与分析 2.1 瓯江流域水体抗生素浓度水平通过对瓯江流域20个地表水采样点进行测定分析, 6类35种抗生素中共检测出4类12种, 磺胺类、四环类、喹诺酮类和林可酰胺类抗生素均被检出, 浓度范围依次为:ND~5.90、ND~33.70、ND~98.20和ND~61.00 ng·L-1, 抗生素总浓度水平在ND~1 018 ng·L-1, 结果如表 5所示.由于各抗生素均存在未检出的情况, 因此将12种抗生素的浓度最大值及检出率进行比较得到图 2, 可以看出LIN的检出率最高, 为90.48%, 其次是SPD, 检出率38.10%.另外, DIF的检出率为23.81%, FLE和OFL的检出率均为19.05%.其余抗生素检出率均低于10%.从检出浓度值可以看到, OFL检测得出的浓度最大值和平均值最高, 分别为98.20 ng·L-1和12.49 ng·L-1.其次是ENR, 检出浓度最大值为68.40 ng·L-1, 平均值为4.44 ng·L-1.LIN检出浓度最大值为61.00 ng·L-1, 平均值为11.08 ng·L-1.其余抗生素浓度平均值均小于10.00 ng·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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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类型抗生素检出程度1) Table 5 Detection degree of different types of antibiotic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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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瓯江流域抗生素检出浓度最大值及检出率 Fig. 2 Maximum value and detection rate of antibiotics in Oujiang River Basin |
四环素类抗生素中仅强力霉素被检出, 浓度平均值为1.69 ng·L-1.强力霉素又称为多西环素, 是典型的兽用抗生素, 用量广泛且有很高的生物持久度[43, 44].有研究表明我国畜禽养殖业抗生素使用量约占总量的52%[45], 2020年兽用抗菌药用量最大的为四环素类抗生素, 占比30.52%[46].磺胺类抗生素检出2种, SPD和SCP, 该类抗生素中SPD的贡献率最大为88.9%, 平均值分别为1.21 ng·L-1(SPD)和0.30 ng·L-1(SCP).磺胺类抗生素, 水解稳定, 不易降解, 易于运输, 在地下水和地表水中含量较多[47~49].据统计, 我国磺胺类药物88.5%用于养殖业[50, 51], 因此对于瓯江流域, 畜禽、水产养殖行业对此类抗生素的浓度具有很大影响.喹诺酮类抗生素检出8种, 其中检出浓度最大值为OFL, 98.20 ng·L-1(平均值为12.49 ng·L-1), 也居所有抗生素检出浓度之首.OFL为比较典型的一种喹诺酮类抗生素, 在我国具有较大的使用需求, 且因其在水环境中存在状态相对稳定, 半衰期较长, 是地表水和地下水中常见的抗生素污染物, 在各地被高度检出[52~56].其次为ENR, 浓度最大值为68.40 ng·L-1(平均值为4.44 ng·L-1), ENR是动物专属用药, 对支原体有特效[57], ENR高度检出的原因, 可能是在养殖过程中为快速控制疫病, 养殖户违规加量或不遵守休药期规定导致.人若长期食用ENR超标的食品, 可能导致ENR在体内蓄积, 进而对人体机能产生危害[58~60].林可酰胺类检出1种(LIN), 浓度范围为ND~61.00 ng·L-1.LIN结构稳定, 目前的污水处理技术很难将其完全降解, 需要采取措施对其进一步优化[61~63].
2.2 瓯江流域水体抗生素空间分布特征由表 5可知, 瓯江流域中各类抗生素变异系数均大于100%, 表明流域水体中抗生素的污染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性, 各采样点抗生素累计浓度及不同类别占比如图 3所示.总体来说, 上游抗生素浓度平均值(54.39 ng·L-1) > 中下游浓度平均值(46.64 ng·L-1), 支流的累计检出浓度大于干流检出浓度.同时, 可以明显看出抗生素污染程度由上游至下游呈现出“上疏下密”的特点, 即上游各采样点抗生素浓度值差异较大, 下游各采样点抗生素污染程度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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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瓯江流域不同采样点抗生素检测情况 Fig. 3 Antibiotic detection at different sampling sites in Oujiang River Basin |
瓯江流域上游段(采样点H1~H11)主要分布于龙泉市云和县、遂昌县和丽水市缙云县等地, 基本在山谷中穿行.抗生素总浓度水平为:H6 > H3 > H9 > H5 > H1 > H8 > H7 > H10 > H4 > H11 > H2.采样点H6显现出异常的高浓度(累计浓度值为316.86 ng·L-1), 且是唯一检测出DOC和FLU的采样点.该点位于遂昌县, 遂昌县将畜牧业作为主导产业之一, 有多个生猪、石蛙、鱼类养殖场, DOC和FLU可用于畜禽类、鱼类、虾蟹类疾病的治疗[64], 说明这两种抗生素被大量使用.其次为采样点H3(累计浓度值为159.5 ng·L-1), 该点位于丽水市云和县, 居住人口十分密集, 其OFL检出浓度达到了98.20 ng·L-1, 是所有抗生素检出浓度中的最大值, 也侧面反映了OFL作为人类主要用药的广泛性.采样点H2位于云和县紧水滩水库, 地属云和县胡仙宫景区, 该点各类抗生素浓度均为0, 说明其周边环境受到较好的保护.瓯江流域中下游段(采样点H12~H20)主要集中在温州市区, 途经瓯海区、鹿城区和龙湾区.抗生素总浓度水平为:H18 > H16 > H15 > H19 > H12 > H13 > H20 > H17 > H14.采样点H18(累计浓度值为146.71 ng·L-1)位于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第二批试点地区之一龙湾区, 经济发达, 因临近入海口, 农林牧渔工业化规模较大, 抗生素污染程度较高.采样点H16和H15位置相近, 均属于内塘河网, 抗生素总浓度相当, 人口活动较为频繁.
2.3 抗生素风险评价 2.3.1 生态风险评价根据各抗生素浓度检测结果, 参考最大检出浓度和检出率以及水生生物毒性敏感数据(表 2),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8种抗生素(涵盖四大类别), 基于瓯江流域采样点所测得到的抗生素浓度最大值, 计算得到的生态风险商值分布如图 4.从中可以看出, 对于抗生素的单一毒性, 5种抗生素(SPD、SCP、FLU、FLE和DOC)RQ值小于0.1, 属于低风险或无风险水平;3种抗生素(OFL、ENR和LIN)RQ值大于0.1, 属于中风险或高风险水平.OFL在4个采样点有高风险, 风险商值为3.1~8.7.存在中高风险隐患的有H3、H19、H18、H16、H6和H9这6个采样点, 占28.6%.采样点H6中2种类别的抗生素具有高风险, 这是由于这2种类别抗生素含量较高, 同时PNEC值较低, 所以计算得到的风险商值较高, 需要加强防范.采样点H3、H18、H6和H9的OFL具有高风险, 均处于人口密集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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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生态风险商值分布 Fig. 4 Ecological risk quotient distribution |
为了更好地评价瓯江流域表层水体中抗生素对人体的健康风险水平, 结合不同抗生素的ADI值(表 4), 选取6种抗生素最大检出浓度作为评价浓度, 计算得到人体健康风险商值分布如图 5.从中可知, 通过饮水途径, 成人和儿童的RQH值分别处于1.97×10-5~1×10-3和1.78×10-5~3.4×10-4之间, 均小于0.01, 表明当前瓯江流域水体抗生素对人体健康无风险.RQH值整体呈现出成人高于儿童, 同一年龄段中男性高于女性的趋势.但由于抗生素在人体内具有累积作用, 因此其长期潜在风险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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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人体健康风险商值分布 Fig. 5 Human health risk quotient distribution |
由表 6可知, 与国内外河流抗生素检出浓度相比, 瓯江流域DOC检出浓度平均值和最大值均高于长江南京段、黄河流域和锦江流域.DOC作为典型兽用药, 因价格低和使用方便是我国养殖业中使用量最大的广谱抗生素之一, 温州市皮革产业享誉全球, 好的皮革离不开畜牧业的支撑, 因此DOC在畜牧业发达的地区检出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这与王成贤等[65]的研究结果一致;SPD检出浓度平均值略高于环渤海典型河流, 低于珠江流域(广州段), 可能是由于磺胺类抗生素水溶性较好, 南方雨水多, 无法被代谢的SPD极易进入水环境中[66~68], 有研究表明, 珠江三角洲在中国58个河流流域中, 抗生素的排放密度最高[69].瓯江流域OFL检出浓度平均值高于长江南京段、环渤海典型河流、江西锦江和日本卡图拉河, 低于珠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可以看到的是国内外主要流域中均检测出OFL, 珠江流域OFL浓度最大值达到了703.4 ng·L-1(浓度平均值为89.10 ng·L-1)[70], 检出率100%, 是水环境中主要的抗生素污染物之一, 这说明OFL的使用情况及治理方式值得关注.ENR的检出浓度最大值均高于长江、黄河和环渤海等典型流域, 美国FDA已于2005年宣布禁止用于治疗家禽细菌感染的抗菌药物ENR的销售和使用[71], 而我国多地被报道水产动物ENR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LIN浓度平均值与珠江流域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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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国内外河流抗生素浓度及检出率1) Table 6 Antibiotic concentration and detection rate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rivers |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得出, 瓯江流域水体中DOC、OFL和LIN等抗生素检出浓度高于一些国内流域, 相对而言, 本研究中瓯江流域水体抗生素总浓度属于中下等水平.
3.2 瓯江流域水体抗生素污染来源分析由图 3可知, 欧江流域水体抗生素污染空间分异性较大, 以点状污染为主, 区域性污染较少.在12种被检出的抗生素中, 上游包括10种, 下游包括9种, 重合检出7种.从抗生素总浓度来看, 采样点H6累计浓度值达到316.86 ng·L-1, 经环境调查发现, 该点位于松阴溪遂昌县段, 附近即为卫生室, 医疗药物残留的排放使得该点抗生素浓度远超其它采样点, 另外该点附近分布有多个产品检测中心, 这也是导致瓯江上游抗生素浓度平均值大于中下游浓度平均值的主要原因.
就检出浓度而言, 抗生素污染值最大的为OFL(累计浓度249.8 ng·L-1)和LIN(累计浓度224.3 ng·L-1), 就检出率而言, 检出率最高的前3种分别为LIN、SPD和DIF.检出浓度值最大的OFL主要为医疗用药[81], 具有最大浓度值的采样点为H3, 位于居住人口十分密集的丽水市云和县, 可以认为来源为医疗废水的排放.上游抗生素总浓度值> 100 ng·L-1的采样点分别为H3和H6, 环境调查发现, 其主要污染原因为医疗行业、郊区畜牧养殖行业排放的污水无法被完全处理, 这与鄱阳湖流域[82]和沱江流域[83]等地情况相似.下游抗生素总浓度值> 100 ng·L-1的采样点为H18, 其主要污染原因为经济产业发达和人口活动密集, 导致环境质量发生变化.同时具有较高检出浓度和检出率的LIN, 可用作治疗人类各种感染[84], 也是众多养猪场的备用药, 无法被人体和动物完全吸收的LIN以各种形式被排至水环境中, 而无法被污水处理厂处理完全的一部分将再次进入人与动物体内, 这也是抗性基因产生的原因之一[85~89].瓯江流域LIN的检出程度说明其用途广泛, 且使用相对频繁, 进一步可以认为人口活动以及家禽/鱼类的养殖活动是该地区主要污染来源之一.
从流域上下游抗生素种类也可以佐证人口活动范围和产业布局对污染的影响.例如, 上游检出的SCP和DOC在中下游未检出, 这两类均为家禽或兽用药, 在经济发达及工业发展的中下游区域用量逐渐减少, 王若男等[90]的研究也表明, 农业活动对于某些抗生素污染的空间分布起十分重要的影响.相反, 主要为人类用药的DOF和MOX[91]在中下游检出、上游未检出, 充分说明流域上游以郊区畜牧业和养殖业为主, 中下游以金融、经济和旅游业为主.通过环境调查也发现, 流域上游遍布各类皮革制造基地, 涵盖养殖、加工及生产等系列环节.采样点H14、H15和H16同位于贯穿城区的内塘河网, H15和H16两个采样点累计浓度居高, H14却极低, 从地理位置上看, 采样点H14相对来说位于郊区地带, 而H15位于中心地带, 生活和工业等污水长期大量直排入河, 使得河道水质恶化.
水电站的建设对水质污染程度也有一定影响, 由于瓯江上游的地势起伏较剧烈, 有开发水电的优势, 位于其上游的紧水滩水电站是流域内规模最大的电站, 有研究表明, 水电站的建设对水流的最大影响是使得水流流速变缓, 自净能力减弱, 这可能也是上游抗生素污染程度参差的原因之一[92, 93].
4 结论(1)对瓯江流域20个地表水采样点进行测定分析, 6类35种抗生素中共检测出4类12种, 检出率最高的是LIN(90.48%), 其次是SPD(38.10%), 其余抗生素检出率均低于30%.浓度平均值最大的是OFL(12.49 ng·L-1), 其次是LIN(11.08 ng·L-1), 其余抗生素浓度的平均值较低.变异系数普遍大于100%, 具有较大的空间分异性.
(2)瓯江流域抗生素上游浓度平均值(54.39 ng·L-1) > 中下游浓度平均值(46.64 ng·L-1), 整体抗生素污染水平并不高, 局部地区出现点状污染现象.在学校、医院和养殖场等人口密集场所, 以及郊区畜牧养殖业所处地OFL和LIN出现较高浓度值, 需要对抗生素的使用加强管控以及对污水处理系统进行优化.流域内上游各采样点抗生素浓度值差异较大, 中下游各采样点抗生素污染程度较统一, 这与人口分布、经济状况和产业结构息息相关.
(3)生态风险评价表明, 瓯江流域检出抗生素中3种抗生素单一毒性具有中风险或高风险水平, 5种抗生素属于低风险或无风险水平.高风险采样点均位于人口密集聚集地, 说明人类活动对流域环境产生的影响较大.健康风险评价表明, 成人和儿童的RQH值均小于0.01, 说明瓯江流域水体抗生素通过饮水途径对人体健康无风险, 但抗生素长期累积作用产生的危害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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