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天津市环境气象中心, 天津 300074
2. Tianjin Environmental Meteorological Center, Tianjin 300074, China
随着《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深入实施, 我国环境空气质量逐年改善, 城市PM2.5浓度平均值下降明显, 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超标天数和重污染的天数也明显减少[1].在PM2.5浓度改善的同时, 我国城市O3浓度逐年上升[1~8], 近年来还出现了以O3为首要污染物的重度污染天气[1], O3已成为继PM2.5之后影响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重要污染物[1, 6~9].虽然近年来PM2.5浓度下降明显, 但对大气污染较重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来说, 2020年ρ(PM2.5)平均值仍高达51μg·m-3, 同时ρ(O3)达180 μg·m-3[1], 分别是《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二级标准限值的1.46倍和1.13倍, 呈现以高浓度PM2.5和O3为代表的大气复合污染特点, PM2.5和O3的协同控制已成为“十四五”期间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主要方向.
PM2.5和O3污染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二者不仅具有共同的前体物[10~12], 并且在大气中通过多种途径相互影响[13~17].目前国内对PM2.5与O3复合污染研究主要集中在长三角[18~21]、珠三角[22, 23]和京津冀[24~29]区域, 主要从污染物的浓度和气象成因[18, 21, 25, 26, 29]、PM2.5和O3相互影响[19~21, 27, 28]、复合污染特征和来源解析[23, 24]以及复合过程的数值模拟[22]等方面开展研究.有研究表明: 不同区域复合污染发生的气象因子阈值有所不同, 上海发生复合污染时温度为27.9~34℃, 湿度为43% ~58%, 风速为2.1~3.3m·s-1, 并且存在辐合[18]; 京津冀区域在温度大于20℃、相对湿度小于55%时更易发生复合污染[27]; 天津2017年夏季和秋季温度阈值分别为25~35℃和20~30℃, 相对湿度分别为40% ~70%和55% ~100%[29]; 邯郸在温度为21~29℃、湿度较高和气压偏低的条件下, 更容易发生复合污染[28].王占山等[25]的研究分析了北京夏季O3和PM2.5污染状况, 发现较高的起始浓度、不利的气象条件及区域传输是造成O3和PM2.5浓度达到中度污染的主要原因.在徐州[19]和南京[21]的研究指出PM2.5和O3相互作用呈现相反的季节变化, 夏季以O3对PM2.5的促进作用主导大气复合污染变化, 冬季以PM2.5对O3的抑制作用主导大气复合污染变化.珠三角复合污染的数值模拟研究显示[22], 复合污染中高O3浓度既有源自气相化学过程, 又有源自物理过程, 高PM2.5则由较高的起始浓度加上SO2和NO2的高转化率造成; 天津夏季复合污染过程中日间O3对SO2的气相氧化和夜间高湿条件下液相化学反应是主导化学机制, 而秋季高湿环境促进SO2向硫酸盐转化以及夜间N2 O5水解反应是PM2.5显著增长的关键机制[29].肖致美等[24]研究表明, 天津复合污染下O3和PM2.5来源主要为溶剂使用、机动车排放、石化工业、天然源、LPG、燃烧源、油气挥发和其他源.
天津市位于京津冀区域的中北部, 工业发达, 是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较重的城市之一[30]. 2013年以来天津市PM2.5浓度逐年下降, 但依然远高于国家二级标准限值[31], 2020年ρ(O3)达190 μg·m-3[31], 较2013年上升25.8%, 是国家二级标准限值1.19倍, 环境空气质量呈现PM2.5-O3复合污染特点, 目前天津市有关PM2.5-O3复合污染研究主要为复合污染特征和来源分析[24]以及典型过程污染特征和气象分析[29], 缺少长时间复合污染特征和气象影响分析, 同时天津市东临渤海, 具有内陆和海洋气候共同影响的特点, 选取天津市为研究城市开展PM2.5-O3复合污染分析具有一定代表性.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24], 基于长时间和高时空分辨率的监测数据, 开展天津市PM2.5-O3复合污染特征和气象影响分析, 以期为京津冀区域PM2.5和O3复合污染预测预报和协同防治提供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观测场地天津市PM2.5和O3浓度数据来源于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国控评价点, 天津市共有国控评价点14个, 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环城区和滨海新区, 监测时间为2013~2019年, 所有监测数据均为标准状态下的监测数据, 天津市数据为所有国控评价点的平均值.气象观测数据来自中国气象局天津大气边界层观测站(台站编号为54517), 其他气象观测点分别位于武清、北辰、静海、津南、塘沽和汉沽.环境空气监测点和气象观测站分布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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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监测点和气象观测站分布示意 Fig. 1 Location of the sampling station and meteorological station |
采用美国Thermo公司TEOM 1405F监测PM2.5、Thermo 49i监测O3, 时间分辨率为1 h. PM2.5监测仪器每月更换采样滤膜, 对采样流量进行校准, 每季度进行压力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校验, 每半年进行比例系数(K0)校验, 质量控制均严格按照《环境空气颗粒物(PM10和PM2.5)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HJ 817-2018)要求进行.O3监测仪器每天进行自动校准, 质量控制均严格按照《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运行和质控技术规范》(HJ 818-2018)要求进行.
1.3 PM2.5-O3复合污染定义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规定, 本研究将日均ρ(PM2.5)>75 μg·m-3, 同时O3日最大8 h滑动平均值[ρ(O3-8 h)]>160 μg·m-3定义为PM2.5-O3复合污染日; 将O3日最大8 h滑动平均值[ρ(O3-8 h)]>160 μg·m-3, 同时ρ(PM2.5)≤75 μg·m-3定义为单O3污染日.
2 结果与讨论 2.1 天津市PM2.5-O3复合污染状况及变化趋势2013~2019年, 天津市共出现PM2.5-O3复合污染日94 d, 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由2013年的23 d降至2019年的14 d(图 2).年际变化呈现两个特点: 前期(2013~2015年)下降明显, 由2013年的23 d降至2015年的11 d, 下降52.2%; 后期(2016~2019年)波动式上升, 由2016年的12 d升至2019年的14 d, 上升16.7%.从复合污染日月度分布上看, 2013~2019年PM2.5-O3复合污染日主要出现在每年的3~9月, 10月仅出现1 d, 总体上呈现单峰型态, 6月出现复合污染日最多, 为25 d.从年际变化上看, 复合污染日月分布呈现明显阶段化变化特点, 2013~2016年, 复合污染日主要集中在5~9月, 其中6~8月出现较多; 2017~2019年, 复合污染日出现的月份呈现提早至3月, 4月和9月出现较多.主要原因如下: 2013~2016年, 天津市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相对较高[32], ρ(PM2.5)平均值范围为69~96 μg·m-3[33], PM2.5污染较重, 高浓度的颗粒物散射和反射作用对O3光化学反应有抑制作用[22], 5~9月是温度较高的季节, 日最高气温大于30℃的天数多, 其中6~8月高达15~23 d(图 3), 是大气光化学反应较强的季节, O3浓度高, 加之PM2.5污染较重, 易出现复合污染日.2017~2019年, 随着《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深入实施, 天津市全面实施燃煤、工业、机动车和扬尘污染综合治理[34~36], 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明显, ρ(PM2.5)平均值范围为48~62 μg·m-3[31], 较2013~2016年明显降低, 尤其是夏季(6~8月)降水量相对较多(图 3), 日均ρ(PM2.5)超过75μg·m-3的概率低; 4月和9月分别是春初和秋初, 与2013~2016年相比, 2017~2019年的4月和9月降水相对较少, 但日最高气温大于30℃的天数明显增加(图 3), 因此出现PM2.5-O3复合污染日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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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3~2019年天津市PM2.5-O3复合污染日变化趋势 Fig. 2 Variations in PM2.5-O3 compound pollution days in Tianjin from 2013 to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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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3~2019年天津市主要月份降水量和高温天数变化趋势 Fig. 3 Variations in precipitation and high temperature days in primary months in Tianjin from 2013 to 2019 |
从空间分布上看(表 1), 复合污染日整体呈现出由中心城区向东南方向逐渐减少的特点.中心城区和环城区复合污染日相对较多, 滨海新区相对较少, 这与天津市污染源排放和气象因素的分布有关.中心城区虽然没有工业分布, 但受周边污染传输影响较大; 城区机动车数量和密度高, 上下班高峰期交通堵塞严重, 机动车排放量大; 此外, 中心城区餐饮油烟、干洗、加油站和市政有机溶剂使用等面源排放影响较高, 受城市“热岛效应”影响, 温度相对较高, 大气扩散条件相对较差, 出现PM2.5-O3复合污染日较多.环城区域钢铁、火电和建材等行业排放量大, 不利气象条件作用下也易出现PM2.5-O3复合污染.滨海新区石化行业排放量大, 但受天津港船舶和柴油车货运影响, NOx排放量高, 有研究表明O3可以通过NO滴定效应(NO+O3 NO2+O2)去除[37], 较高的NO对O3生成有明显的抑制作用[38~40], 同时滨海新区受海陆风影响, 东南风发生频率高, 大气扩散条件相对较好, 与中心城区和环城区相比, 出现PM2.5-O3复合污染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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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3~2019年天津市复合污染日的空间分布 Table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M2.5-O3 compound pollution days in Tianjin from 2013 to 2019 |
2013~2019年, 在所有O3污染中, PM2.5-O3复合污染占比平均值为34.4%, 其中2013年占比最高, 达74.2%, 2014~2016年占比为36.4% ~45.8%, 2017~2019年占比明显下降, 为11.8% ~17.1%, 说明PM2.5-O3复合污染中PM2.5影响逐渐降低(图 4).从复合污染日首要污染物的变化上看, 复合污染日中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明显减少, 由2013年的18 d降至2016年的4 d, 并在2017~2019年保持3 d.2016年开始, 复合污染日中以O3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超过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 PM2.5-O3复合污染日在所有O3污染中占比的变化和复合污染日首要污染物的变化, 反映出影响天津市环境空气质量的首要污染物从PM2.5逐渐向O3过渡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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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3~2019年天津市复合污染日占O3污染日的比例及复合污染日首要污染物变化趋势 Fig. 4 Annual variation in proportion of PM2.5-O3 compound pollution to O3 pollution and the primary pollutant of PM2.5-O3 compound pollution in Tianjin from 2013 to 2019 |
PM2.5-O3复合污染具有PM2.5和O3双重危害, 从PM2.5和O3-8 h浓度平均值分布看(图 5), 复合污染日ρ(PM2.5)平均值呈现下降趋势, 由2013年的118μg·m-3降至2019年的88μg·m-3, 下降25.4%; ρ(O3-8 h)平均值呈现上升趋势, 由2013年的186μg·m-3升至2019年的216μg·m-3, 上升16.1%.复合污染日ρ(PM2.5)平均值的下降和ρ(O3-8 h)平均值的上升反映出复合污染中O3的影响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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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3~2019年天津市复合污染日PM2.5和O3-8 h浓度变化趋势 Fig. 5 Average concentrations of PM2.5 and O3-8 h during compound pollution in Tianjin from 2013 to 2019 |
从复合污染日小时PM2.5和O3浓度散点分布看(图 6), 小时O3浓度高值主要发生在小时ρ(PM2.5)为45~150μg·m-3区间.小时ρ(PM2.5)在75~85μg·m-3时, 小时ρ(O3)存在峰值(301~326μg·m-3), 随着PM2.5浓度上升, 颗粒物的散射和反射作用抑制O3的光化学反应[22], 小时O3浓度出现降低.从复合污染下PM2.5和O3浓度日变化趋势看, PM2.5和O3浓度峰值交替出现, 小时PM2.5浓度在00:00~08:00时较高, 与晚间大气扩散条件差和早间交通高峰有关; 小时O3浓度在12:00~18:00时高, 与下午太阳辐射强, 利于前体物光化学反应生成O3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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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天津市2013~2019年复合污染日小时PM2.5和O3浓度分布及日变化趋势 Fig. 6 Distribution and diurnal variations of PM2.5 and O3 concentration during compound pollution in Tianjin from 2013 to 2019 |
与单O3污染日相比(图 7), 2013~2019年复合污染下ρ(O3-8 h)平均值为196μg·m-3, 较单O3污染的浓度平均值(192μg·m-3)高4μg·m-3; 从年际变化看, 2013~2016年复合污染下O3-8 h浓度平均值明显高于单O3污染的浓度平均值, 2017~2019年二者基本保持相当, 单O3污染的浓度平均值略高.前期(2013~2016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大[32], 加之PM2.5-O3复合污染下气象条件利于O3生成[24, 25], 因此复合污染下ρ(O3-8 h)平均值较高; 后期(2017~2019年), 环境空气中PM2.5浓度改善明显[31, 41], 与前期相比, 颗粒物的散射和反射作用降低, 尤其是在PM2.5浓度较低的单O3污染日太阳辐射作用增强, 因此出现单O3污染日O3-8 h浓度平均值略高的现象.从小时浓度变化趋势看, 复合污染下小时O3浓度在12:00~18:00时均高于单O3污染, 峰值出现在14:00~15:00时, 这与该时间段PM2.5浓度较低、太阳辐射较强和温度较高有关.复合污染小时O3峰值浓度高于单O3污染, 主要与复合污染日气压场较弱, 易出现风场辐合, 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 累积的前体物在适合的光化学反应条件下生成更多的O3有关.总之, 复合污染不仅具有PM2.5和O3双重污染, 而且O3的浓度峰值较单O3污染高, 对人体健康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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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天津市2013~2019年PM2.5-O3复合污染和单O3污染下O3浓度平均值分布及日变化趋势 Fig. 7 Average concentrations and diurnal variation of O3 during PM2.5-O3 compound pollution and simplex O3 pollution in Tianjin from 2013 to 2019 |
基于海平面气压划分PM2.5-O3复合污染天气类型(表 2), 从大类上分, 主要分为低压、弱高压、高压后部、冷锋前和均压场这5种天气类型, 结合京津冀区域特殊的地理地形和天津所处的位置, 低压又分为低压中心、低压带、华北小低压和河套倒槽这4种类型.在所有天气类型中, 低压、冷锋前和弱高压分布较多, 分别占所有天气类型的51.0%、28.7%和12.8%.从不同天气类型下PM2.5和O3-8 h浓度平均值分布看, 华北小低压时ρ(O3-8 h)平均值最高, 达277μg·m-3, 均压场时ρ(PM2.5)平均值最高, 为114μg·m-3.冷锋前是指污染过程结束前, 由于上游大气污染物的输送, 天津会出现PM2.5和O3浓度的升高, 锋面逆温的存在使得高浓度污染会维持一段时间, 这种天气形势下天津受上游污染物的传输影响明显.除了冷锋前外, 另外4种天气类型的共同特征均为气压场较弱, 不利于污染物扩散, 同时天津东临渤海, 6~9月是天津海陆风多发季节[42], 极易形成海陆风的辐合, 导致污染物浓度累积, 为复合污染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气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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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3~2019年天津市PM2.5-O3复合污染日天气类型分布 Table 2 Synoptic classification of PM2.5-O3 compound pollution in Tianjin from 2013 to 2019 |
除天气形势外, 风向、风速、温度和相对湿度等气象因子对复合污染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天津大气边界层观测站复合污染日气象观测数据表明, 复合污染日风向主要以西南-南风为主, 占比达60.5%; 整体风速平均值为1.49 m·s-1, 小时风速平均值范围为0.0~4.3m·s-1, 小时风速平均值低于2m·s-1的频率为79.3%.出现西南风时高空多为暖平流, 层结稳定, 风速较小, 不利于污染物扩散.
从PM2.5-O3复合污染日风频的空间分布看(图 8), 上游观测站(武清观测站、北辰观测站和静海观测站)主要以西南风为主, 内陆站中天津大气边界层观测以西南风为主, 津南观测站以南-东南风为主; 下游沿海站中塘沽站以西南和东南风为主, 汉沽站以东南风为主, 风速大于4m·s-1的频率高, 大气扩散条件相对较好.围绕中心城区和环城区, 大致形成一个西南风和东南风的辐合风场, 辐合风场的出现有利于PM2.5和O3的积累, 同时也很好地说明了在复合污染PM2.5浓度较高的情况下, 小时O3浓度峰值高于单O3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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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天津市不同区域2013~2019年PM2.5-O3复合污染下风向和风速分布 Fig. 8 Wind direction and wind speed of PM2.5-O3 compound pollu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Tianjin from 2013 to 2019 |
PM2.5-O3复合污染下温度平均值为26℃, 相对湿度平均值为55%, 与单O3污染相比, 复合污染下温度平均值略低, 相对湿度平均值略高, 说明晴朗、相对干燥的情况下利于O3反应的生成, 而相对较高的湿度促进气溶胶的吸湿增长, 为气态前体物向二次颗粒的转化提供适宜的条件[43], 利于PM2.5-O3复合污染的发生.从复合污染日小时PM2.5和O3浓度与温度和相对湿度分布上看(图 9), 当温度区间为20~35℃时, 相对湿度区间为40% ~60%时, 小时ρ(PM2.5)>75 μg·m-3且小时ρ(O3)>160μg·m-3出现的频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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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天津市2013~2019年PM2.5-O3复合污染下温度和相对湿度分布 Fig. 9 Distribution of temperature and relative humidity of PM2.5-O3 compound pollution in Tianjin from 2013 to 2019 |
(1) 2013~2019年, 天津市PM2.5-O3复合污染日总体呈下降趋势, 前期下降明显, 后期波动式上升.受染物排放和气象因素变化影响, 复合污染日2013~2016年在6~8月出现较多, 2017~2019年在4月和9月出现较多, 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出由中心城区向东南方向逐渐减少的特点.
(2) 2013~2019年复合污染日PM2.5浓度平均值下降, O3-8 h浓度平均值上升, 日变化趋势呈现PM2.5和O3浓度峰值交替出现的特点; 受气压场较弱和风场辐合等不利气象条件影响, 复合污染小时O3峰值浓度高于单O3污染; 复合污染日在所有O3污染中占比明显下降, 复合污染日中以O3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明显增加, 反映影响天津市环境空气质量的首要污染物从PM2.5逐渐向O3过渡的特点.
(3) 天津市复合污染日主要有5种天气类型: 分别是低压、弱高压、高压后部、冷锋前和均压场, 其中低压、冷锋前和弱高压为主要天气类型, 占总天气类型的92.5%; 当风向以西南-南风为主, 风速平均值低于2m·s-1, 温度区间为20~35℃, 相对湿度区间为40% ~60%时, PM2.5-O3复合污染发生概率高.
[1] |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2013-201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2017-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EB/OL]. http://www.cnemc.cn/jcbg/zghjzkgb/, 2021-10-12. |
[2] | Lyu X, Wang N, Guo H, et al. Causes of a continuous summertime O3 pollution event in Jinan, a central city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J].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2019, 19(5): 3025-3042. DOI:10.5194/acp-19-3025-2019 |
[3] | Qu Y W, Wang T J, Cai Y F, et al. Influence of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on ozone in Nanjing, China: observational study and mechanistic analysis[J]. Advances in Atmospheric Sciences, 2018, 35(11): 1381-1395. DOI:10.1007/s00376-018-8027-4 |
[4] | Tan Z F, Lu K D, Jiang M Q, et al. Exploring ozone pollution in Chengdu, southwestern China: a case study from radical chemistry to O3-VOC-NOx sensitivity[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8, 636: 775-786. DOI:10.1016/j.scitotenv.2018.04.286 |
[5] |
余益军, 孟晓艳, 王振, 等. 京津冀地区城市臭氧污染趋势及原因探讨[J]. 环境科学, 2020, 41(1): 106-114. Yu Y J, Meng X Y, Wang Z, et al. Driving factors of the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surface ozone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China, during 2013-2018[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0, 41(1): 106-114. |
[6] | Li K, Jacob D J, Liao H, et al. Anthropogenic drivers of 2013-2017 trends in summer surface ozone in China[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9, 116(2): 422-427. DOI:10.1073/pnas.1812168116 |
[7] |
王玫, 郑有飞, 柳艳菊, 等. 京津冀臭氧变化特征及与气象要素的关系[J]. 中国环境科学, 2019, 39(7): 2689-2698. Wang M, Zheng Y F, Liu Y J,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ozon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9, 39(7): 2689-2698. DOI:10.3969/j.issn.1000-6923.2019.07.001 |
[8] |
孟晓艳, 李婧妍, 解淑艳, 等. 2017-2019年中国337个城市及重点区域臭氧污染状况分析[J]. 中国环境监测, 2021, 37(3): 9-17. Meng X Y, Li J Y, Xie S Y, et al. Analysis of ozone pollution in 337 cities and key regions of China in 2017-2019[J].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China, 2021, 37(3): 9-17. |
[9] | Cleaner air for China[J]. Nature Geoscience, 2019, 12 (7), doi: 10.1038/s41561-019-0406-7. |
[10] | 唐孝炎, 张远航, 邵敏. 大气环境化学[M]. (第二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
[11] |
谢绍东, 田晓雪. 挥发性和半挥发性有机物向二次有机气溶胶转化的机制[J]. 化学进展, 2010, 22(4): 727-733. Xie S D, Tian X X. Formation mechanism of secondary organic aerosols from the reaction of volatile and semi-volatile compounds[J]. Progress in Chemistry, 2010, 22(4): 727-733. |
[12] |
冯凝, 唐梦雪, 李孟林, 等. 深圳市城区VOCs对PM2.5和O3耦合生成影响研究[J]. 中国环境科学, 2021, 41(1): 11-17. Feng N, Tang M X, Li M L, et al.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VOCs on the coupling generation of PM2.5 and O3 in Shenzhen[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 41(1): 11-17. DOI:10.3969/j.issn.1000-6923.2021.01.002 |
[13] | Li J, Wang Z, Wang X, et al. Impacts of aerosols on summertime tropospheric photolysis frequencies and photochemistry over Central Eastern China[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11, 45(10): 1817-1829. DOI:10.1016/j.atmosenv.2011.01.016 |
[14] | Real E, Sartelet K. Modeling of photolysis rates over Europe: impact on chemical gaseous species and aerosols[J].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Discussions, 2010, 10(7): 16691-16745. |
[15] | Dickerson R R, Kondragunta S, Stenchikov G, et al. The impact of aerosols on solar ultraviolet radiation and photochemical smog[J]. Science, 1997, 278(5339): 827-830. DOI:10.1126/science.278.5339.827 |
[16] |
朱彤, 尚静, 赵德峰. 大气复合污染及灰霾形成中非均相化学过程的作用[J]. 中国科学: 化学, 2011, 54(12): 1731-1740. Zhu T, Shang J, Zhao D F. The roles of heterogeneous chemical processes in the formation of an air pollution complex and gray haze[J]. Science China Chemistry, 2011, 54(1): 145-153. |
[17] | Xing J, Wang J D, Mathur R, et al. Impacts of aerosol direct effects on tropospheric ozone through changes in atmospheric dynamics and photolysis rates[J].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2017, 17(16): 9869-9883. DOI:10.5194/acp-17-9869-2017 |
[18] |
毛卓成, 许建明, 杨丹丹, 等. 上海地区PM2.5-O3复合污染特征及气象成因分析[J]. 中国环境科学, 2019, 39(7): 2730-2738. Mao Z C, Xu J M, Yang D D, et al.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and meteorological causes of PM2.5-O3 compound pollution in Shanghai[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9, 39(7): 2730-2738. DOI:10.3969/j.issn.1000-6923.2019.07.005 |
[19] |
张宇静, 赵天良, 殷翀之, 等. 徐州市大气PM2.5与O3作用关系的季节变化[J]. 中国环境科学, 2019, 39(6): 2267-2272. Zhang Y J, Zhao T L, Yin C Z, et al. Seasonal vari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rface PM2.5 and O3 concentrations in Xuzhou[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9, 39(6): 2267-2272. DOI:10.3969/j.issn.1000-6923.2019.06.004 |
[20] |
邵平, 辛金元, 安俊琳, 等. 长三角工业区夏季近地层臭氧和颗粒物污染相互关系研究[J]. 大气科学, 2017, 41(3): 618-628. Shao P, Xin J Y, An J L, et al. A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nd-level ozone and particulate matter in an industrial area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during summer time[J]. Chinese Journa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2017, 41(3): 618-628. |
[21] | Jia M W, Zhao T L, Cheng X H, et al. Inverse relations of PM2.5 and O3 in air compound pollution between cold and hot seasons over an urban area of East China[J]. Atmosphere, 2017, 8(3). DOI:10.3390/atmos8030059 |
[22] |
赖安琪, 陈晓阳, 刘一鸣, 等. 珠江三角洲PM2.5和O3复合污染过程的数值模拟[J]. 中国环境科学, 2017, 37(11): 4022-4031. Lai A Q, Chen X Y, Liu Y M, et al.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a complex pollution episode with high concentrations of PM2.5 and O3 over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China[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7, 37(11): 4022-4031. DOI:10.3969/j.issn.1000-6923.2017.11.003 |
[23] |
赖安琪, 陈晓阳, 刘一鸣, 等. 珠江三角洲高质量浓度PM2.5和O3复合污染特征[J]. 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57(4): 30-36. Lai A Q, Cheng X Y, Liu Y M,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ex pollution with high concentrations of PM2.5 and O3 over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J].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Sunyatseni, 2018, 57(4): 30-36. |
[24] |
肖致美, 徐虹, 高璟贇, 等. 天津市PM2.5-O3复合污染特征及来源分析[J]. 环境科学, 2022, 43(3): 1140-1150. Xiao Z M, Xu H, Gao J Y, et al.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s of PM2.5-O3 compound pollution in Tianji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2, 43(3): 1140-1150. |
[25] |
王占山, 张大伟, 李云婷, 等. 北京市夏季不同O3和PM2.5污染状况研究[J]. 环境科学, 2016, 37(3): 807-815. Wang Z S, Zhang D W, Li Y T, et al. Different air pollution situations of O3 and PM2.5 during summer in Beijing[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6, 37(3): 807-815. |
[26] |
李婷婷, 尉鹏, 程水源, 等. 北京一次近地面O3与PM2.5复合污染过程分析[J]. 安全与环境学报, 2017, 17(5): 1979-1985. Li T T, Wei P, Cheng S Y, et al. Analysis of a near earth surface O3 and PM2.5 pollu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its contaminating process in Beijing[J]. Journal of Safety and Environment, 2017, 17(5): 1979-1985. |
[27] | 唐斌雁. 京津冀地区近地层臭氧和颗粒物污染相互影响研究[D]. 成都: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2018. 10-19. |
[28] |
赵淑婷, 王丽涛, 齐孟姚, 等. 邯郸市PM2.5-O3复合污染特征及相互影响研究[J]. 环境科学学报, 2021, 41(6): 2250-2261. Zhao S T, Wang L T, Qi M Y, et al.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utual influence of PM2.5-O3 complex pollution in Handan[J]. 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 2021, 41(6): 2250-2261. |
[29] |
刘可欣, 卢苗苗, 张裕芬, 等. 天津市夏秋季O3-PM2.5复合污染特征及气象成因分析[J]. 环境科学学报, 2021, 41(9): 3650-3662. Liu K X, Lu M M, Zhang Y F, et al.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and meteorological causes of O3-PM2.5 compound pollution in summer and autumn over Tianjin[J]. 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 2021, 41(9): 3650-3662. |
[30] |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2018-2019年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报告[EB/OL]. http://www.cnemc.cn/jcbg/kqzlzkbg, 2021-09-30. |
[31] |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天津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http://sthj.tj.gov.cn/YWGZ7406/HJZL9827/HJZKGB866/TJSLNHJZKGB6653/202109/t20210902_5577540.html, 2021-09-30. |
[32] |
刘茂辉, 徐媛, 岳亚云, 等. 天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减排效益[J].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20, 43(5): 124-131. Liu M H, Xu Y, Yue Y Y, et al. Emission reduction benefits for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tion Plan in Tianji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20, 43(5): 124-131. |
[33] |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2016年天津市环境状况公报[EB/OL]. http://sthj.tj.gov.cn/ZWXX808/TZGG6419/202010/t20201021_3972881.html, 2021-09-30. |
[34] |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EB/OL].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1211/143681013.shtm, 2021-10-12. |
[35] |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EB/OL]. http://www.tj.gov.cn/zwgk/szfwj/tjsrmzfbgt/202005/t20200519_2370503.html, 2021-10-12. |
[36] |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2019年度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计划[EB/OL]. http://tjtv.enorth.com.cn/system/2019/05/29/037281506.shtml, 2021-10-12. |
[37] | Seguel R J, Morales R G E, Leiva M A. Ozone weekend effect in Santiago, Chile[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2, 162: 72-79. DOI:10.1016/j.envpol.2011.10.019 |
[38] |
王占山, 李云婷, 董欣, 等. 北京城区大气污染物"周末效应"分析[J]. 中国科学院大学学报, 2015, 32(6): 843-850. Wang Z S, Li Y T, Dong X, et al. Analysis on weekend effect of air pollutants in urban atmosphere of Beijing[J].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5, 32(6): 843-850. |
[39] |
安俊琳, 王跃思, 李昕, 等. 北京大气中NO、NO2和O3浓度变化的相关性分析[J]. 环境科学, 2007, 28(4): 706-711. An J L, Wang Y S, Li X, et 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 NO2 and O3 concentrations in Beijing[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07, 28(4): 706-711. DOI:10.3321/j.issn:0250-3301.2007.04.004 |
[40] |
毛敏娟, 刘厚通, 杜荣光. 不同时间尺度下杭州市O3污染特征及控制因素[J]. 环境科学研究, 2019, 32(11): 1844-1851. Mao M J, Liu H T, Du R G.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ol factors of ozone pollution at different time scales in Hangzhou city[J].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9, 32(11): 1844-1851. |
[41] |
肖致美, 徐虹, 李立伟, 等. 基于在线观测的天津市PM2.5污染特征及来源解析[J]. 环境科学, 2020, 41(10): 4355-4363. Xiao Z M, Xu H, Li L W, et al. Characterization and source apportionment of PM2.5 based on the online observation in Tianji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0, 41(10): 4355-4363. |
[42] |
孟丽红, 李英华, 韩素芹, 等. 海陆风对天津市PM2.5和O3质量浓度的影响[J]. 环境科学研究, 2019, 32(3): 390-398. Meng L H, Li Y H, Han S Q, et al. Influence of Sea-Land Breeze on the concentrations of PM2.5 and O3 in Tianjin City[J].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9, 32(3): 390-398. |
[43] | Liu P F, Zhao C S, Göbel T, et al. Hygroscopic properties of aerosol particles at high relative humidity and their diurnal variations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J].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2011, 11(7): 3479-3494. DOI:10.5194/acp-11-3479-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