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福祉和自然环境造成严重威胁, 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环境问题[1]. 城市作为各类要素资源集聚的重要场所, 是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 尤其是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方式改变所导致的不同地类承载的自然及人为碳通量相互转换, 影响着城市碳代谢过程[2, 3]. 因此, 揭示土地利用变化对城市碳代谢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碳代谢是指碳元素在生物圈、大气圈以及城市系统间的流动, 包含碳排放和固存两部分[4~6]. 学界关于碳代谢的研究多集中在核算对象与方法[7, 8]、碳流过程[9, 10]、驱动机制[11]以及情景模拟[12, 13]等方面, 研究对象涵盖承担碳源/汇功能的土地利用类型, 由于用途的差异其核算对象也存在差别, 核算方法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下由实地调查研究走向经验数据的模型模拟, 衍生出的碳排放系数法、模型估算法以及遥感和地图估算法成为相关研究的主流方法[14, 15]. 碳流过程分析是借助生态网络效用模型定量揭示城市碳代谢系统中各组分间的作用机制, 追踪碳元素在不同分室间的传导路径, 如李晶等[10]、Guan等[16]和林刚等[17]分别以厦漳泉地区、黄河三角洲和唐山市为例开展了实证研究. 在碳代谢驱动机制上, 降水和气温等自然要素通过改变植被生长的水热条件影响碳固存[18], 而GDP、人口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社会经济要素使碳排放量增多[19, 20]. 在情景模拟方面, 可归纳为经济统计、系统动力学、灰色预测以及人工神经网络等模型, 为模拟不同政策情景的碳代谢提供了依据[21]. 总体上, 碳代谢研究日趋丰富, 但现有研究鲜有将农作物碳汇和秸秆燃烧碳排放纳入碳代谢核算体系, 核算范围不够全面[22, 23]. 且以往研究多运用IPCC清单法和经验系数法, 暂未考虑植被光合作用过程中光能利用率存在的空间异质性和时间动态性, 难以准确评估生态用地产生的碳汇[24~26]. 此外, 生态网络效用分析虽已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碳代谢的研究, 但针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研究较为少见. 鉴于此, 有必要在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多源数据融合的基础上, 构建更为全面、准确的碳代谢核算框架, 系统剖析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对碳代谢的影响机制, 刻画碳代谢整体网络的空间结构与碳流动演化的方向[27, 28], 为低碳导向下的国土空间结构优化与调整提供参考.
随着2012年宁波市成为第二批绿色低碳城市试点, 政府相继出台了《宁波市低碳城市试点2013推进方案》《宁波市碳达峰实施方案》等政策, 建立健全了低碳发展的长效工作机制, 以此高效协同推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 宁波市在探索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过程中具有典型性, 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对碳代谢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也可为其他低碳试点城市转型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宁波市地处中国东部海岸线中段、浙江省东部, 东至舟山群岛, 北濒杭州湾, 西接绍兴, 南临三门湾, 介于120°55′~122°16′E、28°51′~30°33′N之间, 面积达9 816 km2. 宁波市是中国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 以化工、纺织和机械等产业为主, 拥有重要的海域港口. 作为最早对外开放的14个城市之一, 宁波市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资源环境趋紧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 迫切需要实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在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典型性. 因此, 研究宁波市土地利用演化对碳代谢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
1.2 数据来源200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和气候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浙江省统计年鉴》《宁波市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包含农业、能源、人口、工业和交通数据等, 具体指标及说明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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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据来源及说明 Table 1 Data sources and descriptions |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拟从基础资料收集、垂直方向上碳代谢核算、水平方向上碳流分析等方面制定宁波市土地碳代谢的技术路线(图 1). 具体来看, 基础资料收集包含空间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其中空间数据为土地利用数据、土壤数据以及NPP数据,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由交通数据、人口数据、农业数据、工业数据以及能源数据构成. 在垂直方向的碳代谢核算上, 分别利用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t ecosystem productivity, NEP)核算林地和草地碳汇、碳排放系数法测算水域碳汇、生命周期评价法计算农作物进行光合作用所产生的碳汇与秸秆燃烧导致的碳排放、IPCC清单法核算能源消费产生的碳排放[9]. 在碳代谢分析过程中, 借助碳流模型、生态网络效用分析、标准差椭圆以及推力和拉力分析揭示土地利用转移过程中的碳传导效应, 识别生态关系类型, 刻画生态关系迁移路径以及量化碳传导过程中不同地类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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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宁波市土地碳代谢分析的技术路线 Fig. 1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land carbon metabolism in Ningbo City |
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29, 30], 从碳汇和碳源两方面构建宁波市土地碳代谢核算体系, 计算公式及指标说明见表 2. 在碳汇方面, 耕地碳汇利用生命周期评价法估算稻谷、小麦、豆类、番薯、花生、油菜籽、芝麻、甘蔗、蔬菜以及瓜果等农作物生长期内产生的碳吸收量;林地和草地碳汇利用NEP进行核算;水域碳汇通过水域面积与碳汇系数相乘计算得到. 在碳源方面, 结合《省级温室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和IPCC清单法对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其他建设用地以及耕地承载的原煤、洗精煤、型碳、原油、天然气以及电力等20种能源类型进行碳排放核算[26]. 需要说明的是, 其他建设用地主要是居民用地外的工矿和交通用地. 城镇用地碳排放包含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城镇生活能源消费以及城镇居民呼吸等产生的碳排放;农村居民点碳排放核算包括农村生活能耗、农村居民呼吸、牲畜呼吸和粪便排泄等类型;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核算包括工业和道路交通产生的碳排放量;耕地碳排放核算包括农机能耗量、灌溉面积、农业柴油量、化肥施用量、农药施用量、稻田甲烷排放量以及农作物秸秆燃烧产生的碳排放;水域碳排放通过港口货物吞吐量计算.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废弃物数据和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等数据存在缺失, 本研究暂未对废弃物、工业废水以及生活污水产生的碳排放进行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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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宁波市土地碳代谢核算方法 Table 2 Land carbon metabolism accounting methods in Ningbo City |
1.3.2 生态网络效用分析
生态网络效用分析是一种分析生态系统中物质和能量流动的模型, 由通量分析、结构分析以及效用分析等模块构成, 已成为研究城市碳代谢的主流方法之一. 本研究借助通量和效用分析测度城市碳代谢过程中不同地类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对碳代谢的影响. 通量分析用各地类所有水平方向上碳流量与状态变量的差值表示, 状态变量是流入该用地的碳量与流出碳量之差, 可用于计算不同地类参与碳代谢的碳通量[35]. 该模型通过对碳通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得到水平方向上碳流矩阵D, 计算无量纲的完整效用矩阵U, 从而揭示两个碳代谢分室在整体生态网络作用下的综合关系[36].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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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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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式中, uij为矩阵U的元素;n为土地利用类型种类;m为参与“碳流”交换的土地利用类型的个数;I为单位矩阵, 为各类用地在碳流交换过程中的自我反馈作用;fij为j用地流向i用地的水平方向上碳流通量(以C计, kg);Ti为i用地的碳通量(以C计, kg). 根据完整效用矩阵U, 可判断两个地类间的生态关系. 生态网络中生态关系理论上有9种(表 3), 常见的有掠夺关系、竞争关系、互惠共生关系以及限制关系[37]. 生态效用函数J则是根据矩阵U中元素正负数的数量比值计算得到, J > 1说明土地利用变化对城市碳代谢产生积极影响, 值越大积极作用愈强烈, 反之则表现为消极影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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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生态关系的判定 Table 3 Determination of ecological relationships |
1.3.3 碳流变化轨迹与贡献率分析
标准差椭圆分析是一种探测样本数据分布方式和发展轨迹的空间统计方法, 通过对区域内土地利用转移过程中碳流变化的地类图斑分析, 刻画碳流生态关系的转变方向以及分布趋势的演化特征, 计算方法参考夏晓圣等[38]的研究. 推力和拉力分析用于测度水平碳流过程中不同地类的贡献率, 计算方法参考邹康等[39]的研究.
2 结果与分析 2.1 碳排放时空特征由表 4可知, 宁波市净碳排放量(以C计, 下同)由2000年的406.12万t增至2020年的3 019.37万t, 增加了6.43倍, 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量的增加是区域净碳排放量升高的主要因素. 研究时段内, 其他建设用地碳排放量比例由2000年的77.41%增加到2020年的89.74%, 增速为0.59%. 碳汇表现为先减后增态势, 其原因为耕地面积锐减导致碳汇下降, 但2012年绿色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促使生态用地碳汇增加. 随着时间的推移, 碳汇量可抵消的碳排放量由41.15%减至9.79%, 碳代谢失衡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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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0~2020年宁波市不同地类垂直方向上碳通量(以C计)核算/ t·a-1 Table 4 Carbon flux accounting (measured in carbon, C) in the vertical direction for different land types in Ningbo City from 2000 to 2020/t·a-1 |
除林地和草地为正碳代谢分室外, 其他地类均为负碳代谢分室(图 2). 空间格局上, 碳排放量集中分布于宁波市东北部, 碳汇量零散分布于研究区西南和东南部. 负碳代谢分室面积增加导致高碳排放斑块迅速扩张, 碳代谢失衡加剧. 本研究时段内, 宁波市西北部碳代谢密度呈下降趋势, 主要是耕地转为林地促使碳汇量增加、碳排放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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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宁波市土地利用碳排放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arbon emissions from land use in Ningbo City |
由表 5和图 3发现, 2000~2020年宁波市水平方向上净碳流量为负值, 说明土地利用变化对碳代谢产生了消极作用, 即土地利用类型的相互转变导致碳排放增加. 负碳流由耕地转为其他建设用地、城镇用地以及林地转为其他建设用地引起, 表明高碳排放密度是影响城市碳代谢平衡的主导因素, 且工业发展促使整个系统朝碳排放增加的方向发展. 林地向城镇用地转移也对负碳流起到重要影响,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常住人口数量的增加消耗的生活能源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 此外, 为满足城市常住居民的日常需求, 建筑业、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等能源消耗的增加也是城镇用地碳排放密度升高的原因. 正碳流来自其他建设用地转为耕地, 主要是宁波市通过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对山水林田湖草进行综合治理, 碳排放有所下降. 同时, 高碳吸收农作物的播种面积增加也会增加碳汇量. 在空间格局上, 碳流增加的区域集聚分布于研究区北部, 减少的区域呈零散分布态势但面积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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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宁波市碳流(以C计)交换量 Table 5 Carbon flow (measured in carbon, C) exchange in Ningbo C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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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20年宁波市碳流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arbon flows in Ningbo City from 2000 to 2020 |
由于掠夺和限制关系的实质相同, 均反映系统中一个分室获得了效用而另一个分室损失了效用, 故将掠夺和限制合并为掠夺限制关系予以统计. 由表 6和图 4可知, 生态关系以掠夺限制关系为主, 占所有生态关系的49.21%, 互惠共生关系仅占15.87%, 反映土地利用转移过程中生态冲突明显, 分室之间存在强烈的碳储量之争. 掠夺限制关系主要存在于城镇用地、其他建设用地、林地和草地之间, 表明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的减少以及城镇用地、其他建设用地的扩张对碳代谢起到重要影响. 互惠共生关系存在于水域、林地、草地和农村居民点等地类之间, 即林地、草地等地类相互转换有助于缓解碳代谢失衡态势. 竞争关系以城镇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与其他地类为主, 显示这两类分室存在较大的土地利用转移程度和碳代谢密度变化. 宁波市整体生态效用函数J值为0.86, 小于1, 这说明土地利用转移对区域整体的碳代谢平衡的综合作用是消极的, 这与垂直方向以及水平方向上的净碳流结果显示的生态效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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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00~2020年宁波市生态关系数量特征 Table 6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relationships in Ningbo City from 2000 to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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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表示竞争关系, 蓝色表示掠夺关系, 绿色表示互惠共生关系, 黄色表示限制关系;白色表示无生态关系;t1、t2和t分别为2000~2010年、2010~2020年和2000~2020年 图 4 2000~2020年宁波市碳流生态关系变化 Fig. 4 Changes in the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of carbon flow in Ningbo City from 2000 to 2020 |
利用ArcGIS软件将碳流生态关系映射到不同土地利用转移类型, 刻画碳流关系的空间分异特征(图 5). 2000~2010年, 竞争关系分布面积较广, 集中于中部和北部地区, 主要是耕地向建设用地转移了518.43 km2, 但建设用地向耕地转移面积仅为15 km2, 由于建设用地碳排放密度高于耕地碳排放密度, 空间上以竞争关系为主. 2010~2020年, 掠夺限制关系集聚分布中部地区, 互惠共生和竞争关系相间分布于掠夺限制关系周围. 相较于2000~2010年, 竞争关系分布面积减少、掠夺限制和互惠共生关系增多, 得益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实施, 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耕地以及生态用地向建设用地的转移. 总体上, 2000~2020年宁波市生态关系空间分布以竞争关系分布面积最广和掠夺限制关系集聚性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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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0~2020年宁波市碳流生态关系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arbon flow ecological relationships in Ningbo City from 2000 to 2020 |
以2000~2020年宁波市碳流生态关系为底图, 借助标准椭圆差分析方法测度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掠夺限制、互惠共生以及竞争关系在空间分布上的离散程度, 参数结果和空间可视化特征见表 7和图 6. 相较于2000~2010年, 2010~2020年掠夺限制关系标准差椭圆中心向东旋转1.47°, 椭圆总体范围减少, X轴和Y轴分别缩小, 说明西部掠夺限制关系增强, 其原因为建成区面积的扩张侵占生态用地, 标准差椭圆向东南方向旋转. 竞争关系标准差椭圆中心向西旋转了10.46°, 椭圆总体范围减小. 2010~2020年互惠共生关系扁率为0.59, 椭圆方向为1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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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00~2020年宁波市碳流生态关系变化标准差椭圆参数 Table 7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parameters of carbon flow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changes in Ningbo City from 2000 to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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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0~2020年宁波市碳流生态关系变化离散趋势 Fig. 6 Discrete trend of carbon flow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changes in Ningbo City from 2000 to 2020 |
由表 8可知, 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推力贡献率最大的3种用地类型保持不变, 依次为耕地、林地和其他建设用地. 一般是生态用地等碳汇功能较高的地类充当推力, 主要是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城镇扩张侵占耕地和林地, 导致碳汇下降. 拉力最大的用地类型为其他建设用地和城镇用地, 作为碳代谢密度最高的地类, 其他建设用地和城镇用地是拉动碳流过程的主要地类. 因此, 政府应在“双碳”目标和粮食安全的双重背景下合理配置土地资源, 优化生态用地格局, 推动国土空间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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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宁波市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推力和拉力贡献率/% Table 8 Thrust and pull contribution rates of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in Ningbo City/% |
3 讨论
2021年, 浙江省印发的《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指出:“以碳达峰目标碳中和愿景为引领, 科学合理布局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 精准评估土地利用碳排放是实现双碳目标、优化国土空间结构的重要抓手, 因此借助IPCC清单法、生命周期评价法和NEP模型构建了更为全面和准确的碳代谢核算体系, 多种方法的嵌套使用能有效提升碳排放核算的精度. 本研究结果表明, 宁波市净碳排放显著增加, 其他建设用地和城镇用地碳排放增加是主要贡献者, 其原因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费的增加产生了大量的碳排放, 这与武爱彬等[40]和李硕硕等[41]的研究相一致. 碳汇表现为先减后增趋势, 得益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以及宁波市绿色低碳政策的实施, 生态用地碳汇增加.
总体上, 土地利用变化对碳代谢产生消极影响, 负碳流是由耕地和林地转为建设用地导致[10], 正碳流来源于其他建设用地转为耕地, 快速城镇化过程中, 建设用地侵占耕地导致负碳流增加, 而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和用地模式的改变增加了正向碳流[42]. 相较于2000~2010年, 2010~2020年宁波市土地利用转移导致的负碳流减少、正碳流增加, 这说明碳汇/源地类转换面积趋缓且碳转移密度下降. 构建绿色低碳导向的土地碳代谢整体网络结构是实现土地碳减排的核心内容, 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降低高碳排放地类密度, 同时采取植树造林和建立自然保护区等途径提升碳汇密度, 从而降低碳转移密度[43, 44]. 此外, 优化碳转移路径也是促进碳减排的重要途经, 耕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分别作为输出和输入端承载的消极碳转移量是影响碳代谢平衡的关键路径, 通过编制弹性的国土空间规划、提升耕地碳汇以及减少建设用地碳排放, 消除负碳流对碳代谢网络的不利影响. 竞争关系是各分室间最不理想的生态关系, 亟需依托双碳目标借助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将竞争关系过渡至掠夺限制关系, 最终转变为互惠共生关系.
本研究所使用的空间数据分辨率、核算对象与方法以及研究时段仍存在不足之处, 今后应利用高分辨率遥感数据建立精细尺度土地碳代谢分析框架, 结合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以揭示不同驱动因素对碳代谢的影响机制, 构建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探究不同政策导向土地利用格局的配置对碳代谢的影响, 以此推动国土空间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4 政策启示研究土地碳代谢有助于促进区域资源要素整合与协同优化, 推动国土空间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基于研究结论, 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1) 坚持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战略, 实施差异化的国土空间利用策略. 碳排放强度是影响土地碳代谢网络稳定的关键, 统筹推进高碳排放密度降低以及提升碳汇密度, 促使碳代谢系统健康发展, 需要通过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以及产业转型降低建设用地碳排放密度, 同时也要因地制宜选择最优树种、科学管理森林用地以及种植高碳汇农作物, 增加碳汇密度.
(2) 编制低碳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 合理配置土地资源. 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根本遵循, 应将碳排放核算纳入国土空间双评价, 建立碳源/汇用地全生命周期监测监管体系, 进而设定刚性指标约束高碳排放地类以及科学配置生态用地, 塑造减碳增汇导向下的国土空间格局.
(3) 重构土地利用空间组织模式,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耕地碎片化、土地利用低效化以及空间布局无序化等均对碳代谢网络产生不利影响, 借助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优化碳源/汇用地结构, 改善土地碳代谢的网络拓扑关系, 如农用地整理促进农田集中分布、建设用地减量化推动宅基地增绿复绿以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优化碳汇空间布局模式.
(4) 完善碳补偿机制,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构建碳代谢系统各分室间横向补偿机制, 健全碳指标交易机制以及设置碳补偿标准, 提升碳代谢网络结构的稳定性[45]. 同时培育多元主体参与意识, 形成“政府+市场”协同治理模式, 积极探索碳汇产品成果转化路径,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实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
5 结论(1) 2000~2020年, 宁波市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上的净碳排放量均为负值, 说明土地利用转移对城市碳代谢平衡产生了消极影响, 导致碳排放量增加. 负碳流由耕地和林地转出导致, 正碳流则来源于其他建设用地转为耕地. 亟需通过政策的制定加强耕地和林地面积的保护, 遏制碳代谢紊乱态势.
(2) 掠夺限制关系是主要的生态关系类型, 且整体生态效用函数J值为0.86, 这说明分室之间存在强烈的碳储量之争. 空间上, 竞争关系分布面积最为广泛, 且随着时间的变化呈扩散态势, 表明土地利用转移对碳代谢的综合作用是消极的.
(3) 竞争关系和掠夺限制关系标准差椭圆分别向西旋转10.46°和向东旋转1.47°, 椭圆总体范围减少. 耕地、林地和其他建设用地是推动碳代谢变化的主要地类, 其他建设用地和城镇用地是主要的推力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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