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功能实验室, 青岛 266071;
3. 山东省青岛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青岛 266003
2. Laboratory for Marin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71, China;
3.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er for Qingdao, Qingdao 266003, China
冬季大气污染已成为我国北方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4[1].由于SO2超低排放标准控制[2, 3]和自2007年实施的强制脱硫政策, 大气中硫酸盐浓度明显降低; 然而NOx排放量在2001~2015年有所增加[4], 导致硝酸盐对PM2.5贡献明显增加[5~7].有研究表明, 冬季重污染期间, 硝酸盐比硫酸盐对PM2.5有更大的贡献[8, 9].比如, Xie等[8]计算了1999~2017年北京NO3-/SO2-(量浓度比)变化, 比值从1升高至2.7.目前有关青岛近郊冬季大气污染的特征研究较少.该地区临近黄海, 冬季气温相对较高, 相对湿度大, 有利于二次无机离子(SIA)的生成[10], 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烟花燃放是冬季春节期间的一个重要污染源, 集中释放的大量颗粒物和污染气体使空气质量在短时间迅速恶化, 加剧大气污染, 危害人体健康[11~13].烟花燃放是PM2.5中水溶性无机离子浓度升高的重要源[11~13].其中NO3-/SO42-在燃放期间明显低于非燃放污染事件, 且剧烈的燃放有更低的NO3-/SO42-值[14].这可能除了烟花燃放的颗粒物、气态前体物的直接排放与非燃放时期不同, 还存在不同的离子转化过程, 如金属催化SO2转化为硫酸盐等[15, 16].Jiang等[17]计算得到烟花燃放一次贡献的硫酸盐和硝酸盐在PM1.0中占比(质量分数)分别达到7% ~14%和2% ~4%.Li等[18]通过单颗粒气溶胶质谱仪, 测定烟花燃放的灰烬颗粒(粒径大于0.9 μm)中主要含有KCl、KNO3和K2SO4(或K2SO3)等, 发现80 SO3-和硫酸盐(97 HSO4-+96 SO4-)在粒径小于0.7 μm的细颗粒中强度更大, 说明硫酸盐和亚硫酸盐化合物主要通过二次反应生成, 一次贡献较小.但是限于基体效应, 只能通过分析离子的相对强度定性地表示颗粒中化学组分的变化.目前相关研究中定量计算较少, 本研究尝试分离烟花燃放对PM2.5中硫酸盐和硝酸盐的一、二次贡献, 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基础分析支持.
1 材料与方法 1.1 观测点与观测时间观测点位于青岛近郊鳌山卫地区(如图 1),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园区内, 蓝色生命组团5楼(36°20′33″ N, 120°39′56″ E), 观测仪器距地面约20 m.观测点南面为临山居民区和农田, 东南600 m为黄海, 西面800 m为交通主干道, 北面为科研机构建筑群.观测区采用集中供热, 3 km范围没有重要工业源.本研究观测期为2019年2月2~10日, 大气污染物通过在线分析仪器连续观测.需要说明的是, 观测期间青岛主城区实施烟花限放政策, 但是鳌山卫地区不在该范围内, 属于非烟花限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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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图像来源于https://www.earthol.com/ 图 1 观测点和气象监测站位置示意 Fig. 1 Location of the sampling site and local meteorological station |
URG9000气溶胶及气体组分在线离子色谱检测系统(Thermofisher, US)实时监测气体和PM2.5中水溶性离子组分, 其中阳离子包括Na+、NH4+、K+、Mg2+和Ca2+; 阴离子包括Cl-、NO3-和SO42-等, 时间分辨率为1 h.该系统包括PM2.5切割器、气体采集装置、气溶胶采集装置和离子色谱分析系统(ICS-1100).
在线采集的样品, 经水蒸气提取, 以自动进样的方式经0.45 μm微孔滤膜进入ICS-1100离子色谱.CS12A分析柱和CG12A保护柱被用于测定常规阳离子组分, 淋洗液为甲基磺酸(MSA)溶液(15 mmol·L-1), 泵流速0.25 mL·min-1, 抑制器电流值12 mA, 分析时间26.5 min; AS11-HC分析柱和AG11-HC保护柱被用于测定常规阴离子组分, 淋洗液为KOH溶液(0~33 mmol·L-1)梯度淋洗, 泵流速0.38 mL·min-1, 抑制器电流值29 mA, 分析时间26.5 min.分析柱柱温均设为30℃.系统检出限小于0.1 μg·m-3, 所用水为优级纯, 标准液现用现配.
本文涉及的SO2和NO2气体, PM2.5、PM10和气象数据来自青岛市国控自动监测站仰口站(36°14′25″ N; 120°39′57″ E), 距离观测点约10 km, 时间分辨率为1 h.
2 结果与讨论 2.1 气象要素观测结果观测期间气象要素小时平均值如图 2所示.由于个别时段数据缺失, 造成数据点不连续.气象要素明显分为两个时期.较高温高湿时期(2月2~6日)温度平均(3.9±2.0)℃, 相对湿度平均(78±8)%.较高的温度和相对湿度有利于大气中非均相反应的发生.低温低湿时期(2月7~10日)温度(-3.4±1.7)℃, 相对湿度为(49±8)%.气温低于0℃时颗粒表面无液态水, 非均相反应不能进行.观测期间仅2月2日23:00~3日00:00内存在少量降水(小于0.3 mm).主导风向为西北和西南风, 基本可忽略海洋源(位于采样点以东)对陆地的传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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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观测期间气象要素及颗粒物质量浓度小时变化 Fig. 2 Hourly variations in meteorological factors and mass concentrations of particulate matter during observation time |
如图 2(c)所示, 观测期间PM2.5和PM10的浓度变化可以分为2个明显不同的阶段, 标记为第Ⅰ阶段和第Ⅱ阶段.第Ⅰ阶段(2月2日00:00~7日03:00)对应的PM2.5和PM10质量浓度分别为(69±31)μg·m-3和(141±54)μg·m-3, 平均浓度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日均限值分别为75 μg·m-3和150 μg·m-3).期间空气温度一般大于0℃, 变化范围是-0.8~7.2℃; 相对湿度58% ~95%, 较高的温度和相对湿度有利于非均相转化.第Ⅱ阶段(2月7日03:00~10日23:00)对应的PM2.5和PM10质量浓度分别为(22±9)μg·m-3和(41±17)μg·m-3, 平均浓度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日均限值分别为35 μg·m-3和75 μg·m-3).期间温度变化范围是-6.9~3.3℃; 相对湿度31% ~62%, 相对干燥的大气条件不利于非均相转化.两阶段的颗粒物质量浓度特征阐述如下.
第Ⅰ阶段观测到颗粒物累积事件、沙尘过境事件和烟花燃放事件, 分别对应于图 2(c)内A、B和C.颗粒物累积事件发生在2月3日04:00~14:00, 期间PM2.5和PM10浓度分别从68 μg·m-3和72 μg·m-3曲折升高, 最高达到166 μg·m-3和229 μg·m-3, 对应升高144.1%和218.1%.较高的温度和相对湿度有利于气体向颗粒的二次转化.沙尘过境事件发生在2月3日21:00~4日22:00.期间PM2.5和PM10浓度分别为(50±11)μg·m-3和(205±41)μg·m-3.强的西北风(风速最高7.8 m·s-1)携带大量沙尘过境, 使PM10浓度在3 h内从173 μg·m-3迅速升高至267 μg·m-3, PM2.5/PM2.5~10从1.5迅速降低到0.3, 在25 h内稳定在0.3±0.1.烟花燃放事件发生在2月4日22:00~7日03:00的4个时段(对应于图 3中A~D时段).用K+作为烟花燃放的指示离子, 判断烟花燃放剧烈程度[19, 20].其中, 最剧烈的燃放发生在年初二的D时段而非除夕夜和年初一, 这可能与胶东地区年初二的“送年”习俗有关.沙尘过境一定程度地减弱了A时段中烟花燃放对PM2.5的影响, 使得PM2.5浓度在2月4日22:00~5日02:00内只有较小程度的升高, 从53 μg·m-3升高至66 μg·m-3.A~C时段中PM2.5和PM10均受到烟花燃放的短期影响, 在燃放后2~5 h内仍存在累积或保持稳定.D时段燃放后期, 颗粒物累积较弱, 浓度在燃放峰值8 h后迅速降低至背景水平, 因此利用烟花燃放迅速下降期(2月6日20:00~7日03:00), PM2.5、PM10和K+回归方程估算烟花燃放的一次贡献(如图 4), 得到方程:[PM2.5]=19.54 [K+]+57.52, [PM10]=28.73 [K+]+108.35.燃放期间Δ[K+]=5.31 μg·m-3, 计算得到Δ[PM2.5]=104 μg·m-3, Δ[PM10]=153 μg·m-3, 烟花燃放对PM2.5和PM10的一次贡献率分别为69.8%和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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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燃放具体为A~D时段 图 3 烟花燃放期间PM2.5中水溶性无机离子浓度小时变化 Fig. 3 Hourly variations in concentrations of water-soluble inorganic ions in PM2.5during the firework burning peri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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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烟花燃放信号迅速下降期PM2.5、PM10和K+线性拟合 Fig. 4 Linear regressions of PM2.5, PM10, and K+ during the rapid decreasing signals of firework burning period |
第Ⅱ阶段(2月7日03:00~10日23:00)期间, 大气温度为(-3.5±1.7)℃, 相对湿度为(48±7)%, 低温干燥的大气条件不利于非均相转化, 因此可能造成大气中颗粒物质量浓度较低.
2.3 PM2.5中水溶性无机离子平衡分析利用公式(1)和公式(2)对研究期间PM2.5中水溶性无机离子的阴、阳离子当量浓度进行计算和线性拟合, 得到电荷平衡关系(如图 5), 拟合方程斜率为1.04, R2=0.96, 可能存在少量碳酸盐、碳酸氢盐和有机酸根等未被检出[21], 导致离子平衡不是严格的100%.表 1给出了PM2.5中各水溶性无机离子浓度以及在总水溶性无机离子和PM2.5中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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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M2.5中水溶性无机离子阴阳离子平衡 Fig. 5 Ionic balance between cations and anions in PM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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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PM2.5中水溶性无机离子浓度及百分比 Table 1 Concentrations and percentages of water-soluble inorganic ions in PM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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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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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由表 1可知, 观测期间总水溶性无机离子在PM2.5中占比(质量分数, 下同)为(34.4±11.6)%. NO3-、SO42-和NH4+为观测期间浓度最高的3种水溶性无机离子, 浓度之和占总水溶性无机离子的72.3%, 占PM2.5浓度的34.5%.其中, NO3-和SO42-浓度的大幅升高出现在颗粒物累积事件和烟花燃放事件, 浓度变化特征将在后面单独进行讨论.本研究期间观测到PM2.5中较高浓度的NH4+, 是因为近观测点为大面积农田绿地, 是重要的城市NH3源[22], 近海的地理位置使冬季大气处于相对高温高湿的条件, 促进NH4+的二次生成.尤其是在颗粒物累积事件, 较高温[(3.3±0.3)℃]高湿[(80±9)%]的条件下, NH+浓度在12 h内大幅增加了226%(从5.24 μg·m-3升高至17.10 μg·m-3).
本研究期间, K+、Mg2+和Cl-浓度变化较大, 其中K+和Mg2+浓度标准差均超出平均值, 结合烟花组分中含有高氯酸钾和硝酸钾等氧化剂[19, 20], 以及Mg、Ba和Cu等着色剂[23, 24]的研究, 发现K+和Mg2+、Cl-具有较高的相关性(R分别为0.91和0.84), 判断浓度大幅升高来自烟花燃放而非生物质燃烧[25].这与北京[15]、上海[26]和西安[27]等地区的研究中有一致的结果.4次烟花燃放事件中, K+浓度峰值分别为2.15、1.91、1.72和7.09 μg·m-3, 达到背景浓度的5.8、5.2、4.6和19.2倍.其中, 最剧烈燃放(D时段)中Mg2+和Cl-分别达到1.22 μg·m-3和8.26 μg·m-3, 为背景的30.5和13.8倍.
NO3-和SO42-为研究期间PM2.5中浓度最高的2种水溶性无机离子, 平均浓度在总水溶性无机离子中占比达到60.5%, 在PM2.5中占比达21.2%.两种离子变化趋势相似且具有高的相关性(R=0.90), 说明可能有相似的气象条件和形成途径[28].分别对颗粒物累积事件和烟花燃放事件中NO3-和SO2-浓度作相关性分析.
如图 6所示, PM2.5中NO3-和SO42-浓度在颗粒物累积事件相比颗粒物浓度稳定波动时期大幅升高.在颗粒物浓度稳定波动时期(2月2日00:00~3日04:00), PM2.5浓度为(59±7)μg·m-3.此时NO3-和SO42-浓度分别为(9.64±3.35)μg·m-3和(8.74±2.00)μg·m-3.随后PM2.5浓度累积升高, NO3-和SO42-浓度明显升高, 达到最高值24.07 μg·m-3和19.35 μg·m-3, NO3-相比SO42-浓度升高幅度更大.对NO3-和SO42-线性拟合, 相关性较高(R2=0.75), 回归方程[NO3-]=1.55 [SO42-]- 3.28.拟合斜率为1.55, 说明颗粒物累积期间NO3-相比SO42-累积更严重, 这与北京地区污染期间的一些研究结果一致[9, 29, 30].这可能是因为白天机动车排放尾气的堆积, 造成NO2较SO2浓度更高(如图 7), 生成的NO3-以更快地速度累积.尽管NO2浓度在07:00~10:00期间略有降低, 但是光化学等反应过程使得NO3-相比夜晚有更明显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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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颗粒物累积事件和烟花燃放事件PM2.5中NO3-和SO42-线性拟合 Fig. 6 Linear regressions of NO3- in PM2.5 and SO42- during particulate accumulation and firework burning perio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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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9年2月3日累积污染事件中NO2和 Fig. 7 Hourly variations in concentrations of NO2 and SO2 during the particulate accumulation period on Feburary 3rd, 2019 |
对于烟花燃事件, NO3-和SO42-也有较高的相关性(R2=0.72), 回归方程[NO3-]=0.56 [SO42-]+3.02.这说明SO42-的累积在烟花燃放期间明显高于NO3-.这是因为, 除了烟花燃放的一次贡献使大气PM2.5中硫酸盐和硝酸盐浓度增加, 烟花燃烧释放的颗粒中还存在过渡金属离子参与催化SO2的非均相氧化, 明显地促进了硫酸盐的二次生成, 造成硫酸盐浓度大于硝酸盐.对此, 本研究尝试分离烟花燃放对PM2.5中硫酸盐和硝酸盐的一、二次贡献, 定量讨论燃放前后硫酸盐和硝酸盐的生成, 以及在PM2.5中占比的变化情况.
2.4 烟花燃放对大气PM2.5中硝酸盐和硫酸盐的一、二次贡献因子讨论如图 8所示, 4个短时间烟花燃放时段(A~D时段)可以通过升高的K+离子浓度清楚地识别出.烟花燃放结束后, 释放的金属盐在48 h内(2月5~6日)的较长时间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C和D时段, 硫酸盐和硝酸盐似乎存在强的累积或二次生成, 因此无法用于判别烟花燃放的一次贡献.但是对于A和B时段, 以上作用似乎较小.这样, 可以合理地假设SO42-和NO3-随K+的净升高为烟花燃放一次贡献所致.对于A时段, 可以得出烟花燃放SO42-相对于K+的一次贡献因子为0.47(以SO42-/K+计, 摩尔比), NO3-相对于K+的一次贡献因子近似为0.对于B时段, 一次贡献因子SO42-/K+为1.2, NO3-/K+近似为1.3.这样, 本研究采用B时段的烟花燃放对SO42-和NO3-一次贡献因子, 分析扣除烟花燃放一次贡献的SO42-和NO3-浓度时间序列变化.B时段的一次贡献因子应该考虑为此源的一次贡献因子上限值, 因为SO42-和NO3-在该时段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累积.以下扣除烟花燃放一次贡献, 分析两种离子的浓度净增加(ΔSO42-和ΔNO3-)的时间序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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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4次烟花燃放事件PM2.5中K+、SO42-和NO3-小时浓度变化 Fig. 8 Hourly concentrations of K3 in PM2.5+, SO42-, and NO- during four firework burning periods |
如图 9所示, 扣除一次贡献后, 硫酸盐和硝酸盐在燃放初期仍存在累积.对气象条件较为稳定(气象站和观测点距离大于5 km, 小于5 m·s-1的风速影响忽略不计)的C时段, SO42-和NO3-在烟花燃放开始至燃放后的4 h内浓度有明显地净增加, ΔSO42-/SO2和ΔNO3-/NO2分别升高1.8倍和0.5倍(如图 10), 烟花燃烧释放的大量SO2和NO2转化为硫酸盐和硝酸盐.由于烟花燃放颗粒中过渡金属离子的催化作用, 可以看到硫酸盐的气-粒转化先于硝酸盐发生, 且转化强度更大.这与图 11中SO42-/PM2.5先升高并超过NO3-/PM2.5的结果一致.烟花燃烧所释放的PM2.5颗粒中含有较多难溶性组分(比如:金属盐和有机碳等)[14, 31, 32], 在稳定的气象条件下不断累积, 导致浓度水平较低的硫酸盐和硝酸盐在PM2.5中占比和变化相对较小, 分别为(11.7±2.5)%和(14.0±1.6)%.根据扣除一次贡献的净增加, 本研究计算出烟花燃放的二次贡献因子SO42-/K+和NO3-/K+分别为2.5和2.1, 为一次贡献因子的2.1倍和1.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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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时段*为烟花燃放C时段(2月6日07:00~11:00)及燃放后的4 h(2月6日11:00~15:00), 下同 图 9 扣除烟花燃放一次贡献后PM2.5中NO3-、SO42-和K+浓度以及气象要素小时变化 Fig. 9 Hourly concentrations of NO3-, SO42-2-, and K+ in PM2.5, excluding primary contributions from firework burning periods under corresponding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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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扣除烟花燃放一次贡献后ΔSO42-/SO2和ΔNO3-/NO2(摩尔浓度比)小时变化 Fig. 10 Hourly variations of ΔSO42-/SO2 and ΔNO3-/NO2 (molar ratios) excluding primary contributions from firework burning perio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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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烟花燃放期间SO42-/PM2.5和NO3-/PM2.5小时变化 Fig. 11 Hourly variations of SO42-/PM2.5 and NO3-/PM2.5 during firework burning periods |
对于D时段, ΔSO42-/SO2和ΔNO3-/NO2在烟花燃放峰值后有明显升高(如图 9), 仍低于燃放前水平.这是因为强的干冷空气过境, 明显地抑制了硫酸盐和硝酸盐的二次生成.23:00后, 气温降至零下, 气-粒转化大幅减弱甚至停止, 导致SO42-/PM2.5和NO3-/PM2.5并无明显升高(均在6.5%以内).计算该时段的二次贡献因子SO42-/K+为0.9, NO3-/K+为1.2, 几乎和一次贡献因子相当, 说明和C时段相比, 清洁的强冷空气对颗粒物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稀释, 气温降低至零下导致颗粒中无液态水, 使非均相离子催化消失.
大气中过渡金属离子催化氧化是SO2非均相氧化的重要途径[19], 烟花燃烧释放的颗粒中含有大量过渡金属离子.比如, 有研究测得剧烈的燃放使印度中南部城市海得拉巴的大气中Fe和Mn浓度达到约1 200 ng·m-3和100 ng·m-3, 为背景的6倍和3倍[33], 对硫酸盐的二次生成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冬季采暖期复合污染源和有利的气象条件下, 非均相催化可能得到更大程度地促进, 进而增加气溶胶酸度, 对气候效应产生影响.
3 结论(1) 研究期间, 大气颗粒物(PM2.5和PM10)浓度变化分为2个阶段, 分别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二级和一级标准.第I阶段期间观测到颗粒物累积事件、沙尘过境事件和烟花燃放事件.
(2) 研究期间共出现4次烟花燃放事件, 最剧烈的燃放事件中K+、PM2.5和PM10浓度分别达到背景的19.2、6.2和6.9倍, 烟花燃放对PM2.5和PM10的一次贡献率分别为69.8%和63.8%.
(3) 颗粒物累积期间, PM2.5中硝酸盐较硫酸盐的累积更明显; 而在烟花燃放期间, 硫酸盐先于硝酸盐生成, 并存在更强的累积.
(4) 烟花燃放对PM2.5中SO42-和NO3-的一次贡献因子SO42-/K+和NO3-/K+特征摩尔比分别为1.2和1.3;二次贡献因子在较为稳定的气象条件下分别为一次贡献因子的2.1倍和1.6倍; 强的干冷空气过境时, 二次贡献因子大幅降低, 与一次贡献因子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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