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河南省矿山环境生态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郑州 450053;
3. 河南省地热能开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郑州 450053
2.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Mining Environment in Henan Province, Zhengzhou 450053, China;
3.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for Geothermal Energy Development in Henan Province, Zhengzhou 450053, China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源/汇动态及其驱动机制成为研究热点[1]. 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生态过渡带,河南省兼具农业主产区与快速城市化的复合特征,其碳循环过程受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呈现显著的时空异质性[2]. 近年来,多学科研究通过遥感反演、模型模拟与实地观测等手段,揭示了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t ecosystem productivity,NEP)与土地利用/覆盖变化(land use and cover change,LUCC)对区域碳平衡的核心作用[3]. 例如,贵州省植被碳汇的时空格局研究表明,气象因子(如温度、降水)对碳汇能力具有较为复杂的影响关系[4];太行山-燕山区域的研究则强调,人类活动(如退耕还林和城市扩张)通过改变地表覆被类型,可显著重塑碳源/汇的空间分布[5,6]. 类似地,长三角地区的研究发现,耕地保护与生态修复政策的协同实施是提升碳汇的关键[7],而京津冀地区的研究表明,植被恢复工程对NPP增长的贡献率可达60%以上[8].
河南省的碳循环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一方面,其耕地面积占全省40%(813.74×104 hm2),农田生态系统的固碳潜力与排放风险并存[9];另一方面,城镇化率从2003年的29.2%跃升至2023年的57.4%[10],建设用地扩张导致自然碳汇的流失. 此外,气候变化背景下,年均温以[0.05~1.14 ℃·(10 a)-1]的速率上升,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系统碳收支的不确定性. 现有研究表明,河南省碳汇增强区集中于伏牛山生态屏障与平原农田带,而碳源热点则与郑州都市圈等城市化区域高度重叠[11]. 这一格局与太行山区、黄土高原等地的研究结论相似,均印证了“地貌-气候-人类活动”三元驱动框架的普适性[12].
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以下空白:①多数分析聚焦单一驱动因子(如气候或LUCC),缺乏对多因素交互作用的量化评估[13];②对农业集约化与生态工程的碳汇增效机制探讨不足,尤其是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等管理措施的长期效应[14];③碳源/汇的未来趋势预测多依赖静态模型,未能整合Hurst指数等动态分析方法[15,16]. 为此,本研究以河南省为典型案例,结合Theil-Sen趋势分析、岭回归残差分解与Hurst指数,系统解析2003~2023年NEP的时空分异规律,并量化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相对贡献率,以期为区域碳中和路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的创新性体现在:①融合多源数据(ChinaLand30、MOD17A3和涡度通量)提升碳评估精度;②引入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揭示地类转换对碳平衡的“损益效应”;③采用岭回归方法解决气象因子共线性问题,提高驱动因素贡献率估算的可靠性. 本研究成果不仅补充了中东部过渡带碳循环研究的实证案例,也为协调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河南省地处中国中部(31°23′~36°22′N,110°21′~116°39′E),总面积约16.7×104 km2,处于我国地势二、三级阶梯过渡地带,是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关键枢纽. 其地貌类型多样,平原、山地和丘陵分别占全省总面积的55.7%、26.6%和17.7%,形成独特的复合生态景观. 作为典型的农业主产区,河南省耕地面积达813.74×104 hm2,占比近40%(图 1),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近年来,河南省城镇化进程加速,城镇化率从2003年的29.2%快速提升至2023年的57.4%,高强度人类活动和年均温以[0.05~1.14 ℃·(10 a)-1]的速率上升,与气候因子变化共同作用于区域生态系统. 在此背景下,河南省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呈现显著时空分异特征,其碳源/汇动态平衡对区域碳中和目标实现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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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位置 Fig. 1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
本研究主要包括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气象要素和土地利用/覆盖变化(LUCC)这3类数据. 其中,2003~2023年中国区域NEP数据[以C计,g·(m2·a)-1],来源于生态气象业务云服务平台,该数据集基于涡度相关观测、遥感反演与生态过程模型融合技术构建,空间分辨率为1 km,时间分辨率1 a. 气象数据通过Google Earth Engine平台获取,具体包括:日均气温数据,来源于MODIS MOD11A2地表温度产品,经过年度合成处理;降水量数据采用CHIRPS(climate Hazards group Infrared precipitation with stations)数据集,该数据集整合了卫星遥感与地面站点观测数据,在全球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具有较高精度;太阳辐射数据基于ERA5-Land再分析数据集,由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提供,空间分辨率和时间分辨率均为1 km和1 a.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LUCC)数据采用武汉大学杨杰教授团队发布的1985~2023年中国30 m分辨率年度土地覆被数据集(ChinaLand30)[17]. 该数据集基于多源遥感影像解译,参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国家标准,结合中国生态系统特征,将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灌木、荒地、不透水面、湿地和冰雪共9种类型. 研究中通过河南省行政边界矢量图进行空间裁剪,获取区域内土地利用分布信息.
所有数据均经过严格预处理:首先利用ArcGIS软件基于河南省行政边界进行空间裁剪,去除冗余区域;其次统一采用WGS 1984 UTM投影坐标系进行坐标转换,确保不同数据源在空间参照体系上的一致性;最后通过质量控制剔除异常值,保证数据可靠性.
1.3 研究方法 1.3.1 土地及NEP转移矩阵土地利用变化反映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直接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进而影响NEP[18]. 通过土地利用变化矩阵,可以了解土地利用变化的方向、类型及面积转换情况. 其计算公式为:
| (1) |
式中,Sij为土地利用类型i转换为土地利用类型j的面积;n为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i和j分别为转移前和转移后的土地利用类型.
NEP的变化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中的面积转换量来量化,分别计算NEP总转出量和总转入量. 其计算公式如下.
总转出量:
| (2) |
式中,Sij为从类型i到类型j的面积转换量;NEPi为类型i的初始NEP值.
总转入量:
| (3) |
式中,Sij为从类型i到类型j的面积转换量;NEPi为类型i的初始NEP值.
1.3.2 Theil-Sen Median趋势分析Theil-Sen Median趋势分析是一种非参数统计技术,用于评估时间序列数据中趋势的变动,而无需对数据的分布做出假设[21]. 其计算公式为:
| $ \begin{gathered} S_{\mathrm{NEP}}=\operatorname{Median}\left(\mathrm{NEP}_j-\mathrm{NEP}_i\right) /(j-i), \\ 2003 \leqslant i<j \leqslant 2023 \end{gathered} $ | (4) |
式中,SNEP为研究区域内NEP时间序列数据的趋势变动量. NEPj和NEPi分别对应于时间序列中第j年和第i年的NEP值,且确保j > i以反映正向时间变化. SNEP < 0表示为碳源,SNEP > 0表示为碳汇[19,20]. 根据SNEP值的不同范围,将研究区划分:SNEP(-22.2~-5)为碳源增强区,SNEP(-5~1)为过渡区,SNEP(1~5)为碳汇稳定区,SNEP(5~20.33)为碳汇增强区.
1.3.3 Mann-Kendell显著性趋势检验曼-肯德尔(Mann-Kendell)趋势检验是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常用于检测时间序列数据中变量变化的显著性[22,23]. 其工作原理基于统计量Z,用以评估长时间序列数据趋势的显著性. Z值评价标准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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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分析结果评价标准 Table 1 Evaluation criteria of analysis results |
1.3.4 Hurst指数
Hurst指数是一种用于分析时间序列长期记忆性的统计工具,其计算基于时间序列的自相似性特征. 通过分析极差与标准差之间的关系,可以揭示时间序列的自相似性[22]. 其计算式为:
| (5) |
| (6) |
式中,R(τ)为极差,衡量了时间序列在该尺度下的最大波动范围;S(τ)为标准差,描述了波动的平均程度;C为比例常数,H为Hurst指数. 通过公式(6)使用最小二乘法对关系式进行回归分析,计算出Hurst指数.
Hurst指数(H)的范围在0~1之间,它反映了时间序列的长期记忆性特征. 根据H的值,可以将时间序列的趋势分为5个等级,具体为:强反持续(0 < H≤0.25)、弱反持续(0.25 < H < 0.5)、不确定(H=0.5)、弱持续(0.5 < H≤0.75)以及强持续(0.75 < H≤1),然后对各个等级的面积占比进行统计[23].
1.3.5 岭回归残差分析针对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易受多重共线性影响的问题,本研究采用岭回归残差分析方法,以探究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NEP影响及其相对贡献. 岭回归通过在损失函数中添加L2正则化项来缓解多重共线性对模型参数估计的影响[24~26],其参数估计公式为:
| (7) |
式中,X为设计矩阵,y为NEP观测值向量,λ为岭参数,用于控制正则化的强度,I为单位矩阵.
基于NEP、气温、降水和太阳辐射的时间序列数据,构建以NEP为因变量,气温、降水和太阳辐射为自变量的岭回归模型. 利用岭回归确定模型参数后,通过以下公式计算NEP的预测值(NEPCC)和NEP残差(NEPHA):
| (8) |
| (9) |
式中,NEPCC、NEPHA和NEPobs分别为基于岭回归模型的NEP预测值、NEP残差和基于遥感影像的NEP观测值;β0、β1、β2和β3为通过岭回归分析确定的参数值;T、P和SR分别为气温、降水和太阳辐射.
1.3.6 变化驱动因素判定及影响NEPCC和NEPHA的线性趋势率分别反映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如何影响NEP. 正趋势率表示它们促进NEP增加,有利于生态系统生产力的提升生;负趋势率则表示它们导致NEP减少,可能抑制生态系统生产力[27]. 为准确评估以上影响,根据趋势率将影响分为7级:明显抑制、中度抑制、轻微抑制、无影响、轻微促进、中度促进和明显促进(表 2)[28]. 根据观测NEP(NEPobs)、气候影响的NEP(NEPCC)和人类活动影响的NEP(NEPHA)趋势率的组合,判定主导驱动因素并计算贡献率(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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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NEP受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程度分级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the degree of impact on NEP from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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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NEP驱动因素判定标准及贡献率 Table 3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driving factors and contribution rates of NEP |
2 结果与分析 2.1 时间变化分析
2003~2023年研究区NEP呈现显著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8.59 g·(m2·a)-1,图 2],从2003年的226.48 g·(m2·a)-1增至2023年的406.93 g·(m2·a)-1(增幅75.28%),但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波动特征. 2003~2013年间NEP波动剧烈[226.48~307.79 g·(m2·a)-1],主要受气候异常和生态工程初期效应共同驱动,极端干旱事件(如2005年)抑制植被光合作用,而退耕还林等政策实施初期的植被恢复尚未形成稳定碳汇[29]. 2019年NEP骤降至224.46 g·(m2·a)-1,这与当年全球高温事件导致的植被胁迫以及建设用地扩张的叠加影响密切相关. 2020年后NEP显著上升并趋于稳定[峰值406.93 g·(m2·a)-1],反映了生态工程进入成熟期后植被群落结构优化和土壤碳库积累的协同效应,同时植被对极端气候适应能力的提升也是重要因素[30]. 这一演变过程揭示了研究区碳汇功能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动态响应机制,其中2019年的异常低谷凸显了生态系统对气候突变的脆弱性,而后期持续增长则体现了生态恢复措施与植被适应性改良的长期效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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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3~2023年研究区NEP年际变化 Fig. 2 Interannual variations of NEP in the study area from 2003 to 2023 |
根据2003~2023年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表 4),研究区21 a间地类转换情况如下:转换面积最大的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11 147.68 km2),主要转换为不透水面(7 337.64 km2)、林地(3 000.29 km2)和水域(513.11 km2). 林地和草地转换面积分别为1 526.25 km2和2 125.69 km2,主要转换为耕地(林地转换为耕地1 400.07 km2,草地转换为耕地1 225.29 km2)和林地/草地(林地转换为草地50.74 km2,草地转换为林地797.81 km2). 耕地因城镇化(转为不透水面)和生态修复(转为林地、水域)成为主导转换类型,林地和草地的双向转换则反映农业与生态用地的动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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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3~2023年的土地利用转移矩阵/km2 Table 4 Land use transition matrix from 2003 to 2023/km2 |
根根据2003~2023年NEP转移矩阵的数据(表 5),结果显示:在碳汇方面,植被覆盖类型的转换表现出较强的固碳能力,尤其是灌木、林地和草地的“转入”过程贡献突出. 例如,2023年灌木由2003年耕地转入的NEP值高达152.91 g·(m2·a)-1,2023年灌木由2003年林地转入的NEP值达168.32 g·(m2·a)-1,表明植被恢复或自然演替可显著增强碳汇功能. 此外,2023年林地由2003年荒地转入的NEP值异常高[191.63 g·(m2·a)-1],可能反映生态修复工程的积极效果;而2023年不透水面(仍为不透水面)像元记录到156.53 g·(m2·a)-1的年均NEP增量,这一正值更可能来自绿化改造或混合像元效应,而非硬化地表本身具备强碳汇能力. 然而,部分退化过程如2023年荒地由2003年水域转入的NEP值极低[1.17 g·(m2·a)-1],2023年荒地由2003年草地转入的NEP值仅为9.78 g·(m2·a)-1,表明生态退化会严重削弱碳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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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3~2023年NEP转移矩阵/g·(m2·a)-1 Table 5 NEP transition matrix from 2003 to 2023/g·(m2·a)-1 |
从碳源的角度看,土地利用变化导致的碳释放风险不容忽视. 2023年不透水面由2003年耕地、林地转入时,NEP增量分别降至102.36 g·(m2·a)-1与72.11 g·(m2·a)-1,虽仍为正,但低于保持原植被类型的情景,提示城市化过程可能削弱原有植被的固碳贡献. 此外,2023年耕地由2003年水域转入的NEP值[83.07 g·(m2·a)-1]亦低于自然植被转入值,反映农业扩张对湿地碳汇功能的负面影响;而2023年耕地由2003年灌木转入的NEP值虽较高[186.67 g·(m2·a)-1],长期耕作仍可能导致土壤有机碳流失[32].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不透水面由2003年荒地转入的NEP值仅47.55 g·(m2·a)-1,说明未利用土地开发若直接硬化,亦可能限制碳汇潜力. 总体而言,该矩阵表明:增强自然植被覆盖、减少生态退化土地的扩张是提升区域碳汇的关键;同时,控制建设用地无序增长,可避免原有高碳汇类型被低增量类型替代所带来的碳源风险.
2.3 空间变化分析 2.3.1 Sen趋势分析借助Matlab软件进行计算,并得出基于Theil-Sen Median趋势分析的结果(图 3),研究区整体呈现“碳汇主导、局部异化”的特征. 碳汇稳定区(表 6)集中分布于豫西伏牛山、熊耳山生态屏障区,面积达72 523 km2(44.5%),其高植被覆盖与低人类干扰特征保障了持续固碳能力;碳汇增强区以南阳盆地和河南平原农业区为核心,面积为61 209 km2(37.2%),农田集约化管理与生态工程实施驱动碳汇能力提升;过渡区呈环状分布于郑州、洛阳等城市外围,面积为27 248 km2(16.7%),反映城镇化进程中建设用地扩张与生态修复的博弈状态[33];碳源增强区集中于郑州都市圈、开封-许昌城市连绵带等建成区,面积为2 602 km2(1.6%),高强度能源消耗导致碳排放强度超出生态系统吸收阈值. 从时序空间演变看,研究期内碳汇功能呈现结构性优化:碳汇区(稳定区+增强区)总面积占比从2003年的78.3%提升至2023年的81.7%,而碳源区占比由3.1%降至1.6%. 其中,河南平原通过耕地保护与防护林建设实现碳汇增幅12.7%,郑州都市圈则因产业集聚效应碳源强度增长9.3%,凸显人类活动对碳循环的双向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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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3~2023年研究区NEP变化趋势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EP change trends in the study area from 2003 to 2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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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研究区碳源/碳汇分布区间 Table 6 Distribution ranges of carbon sources/carbon sinks in the study area |
2.3.2 M-K显著性检验
根据Mann-Kendall显著性趋势检验结果[图 4(a)],研究区域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整体以极显著和显著增加区为主[34]. 极显著增加区,面积为40 893 km2(25.11%),集中于伏牛山、桐柏-大别山生态保护区及河南平原;显著增加区,面积为30 975 km2(19.02%),集中于伏牛山、桐柏-大别山与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区高度重叠;微显著增加区,面积为66 915 km2(41.09%),主要分布于农田改良区;极显著减少区,面积为2 135 km2(1.31%),对应主要城市建成区、郑州航空港区等快速城市化热点;显著减少区,面积为2 085 km2(1.28%),与交通网络扩张带空间耦合;无显著变化区,面积为1 094 km2(0.67%),呈点状分布于工矿企业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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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研究区M-K显著性趋势检验及Hurst指数未来趋势分析 Fig. 4 Mann-Kendall (M-K) significance trend test and future trend analysis using Hurst index in the study area |
基于Hurst指数的未来趋势分析表明,研究区2003~2023年NEP变化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图 4(b)]. Hurst指数值域为0.19~0.95(均值0.51),显示整体处于弱反持续-弱持续状态. 空间格局分析显示:45.49%的区域(0.25 < H < 0.5)呈现弱反持续,主要分布在豫北平原黄河故道、开封-商丘黄泛区以及伏牛山-南太行山区,这种空间格局可能源于以上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黄河故道和黄泛区受频繁的人类活动干扰(如农业灌溉和土地整理)导致生态系统稳定性较差[35];而山区则受地形破碎化和气候变化影响显著. 同时,49.06%的区域(0.5 < H≤0.75)表现出弱持续,集中分布于河南平原东南部(信阳-驻马店-周口-商丘)、洛阳盆地及桐柏-大别山区,这种分布特征与区域优势植被类型密切相关:东南部水热条件优越的常绿阔叶林和盆地农业生态系统具有更强的稳定性[36]. 值得注意的是,Hurst指数的空间分异(山区和平原)可能反映了不同地貌单元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差异:山区生态系统对温度变化更敏感,而平原则更多受降水波动影响.
2.4 NEP变化的驱动因素分析图 5(a)显示,约78.73%的区域中,NEP增加主要受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协同驱动,这一现象揭示了区域碳循环过程中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复杂耦合机制. 分析发现,协同驱动区域多集中于豫东平原和豫南丘陵地带,以上地区农田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交错分布,气候变暖背景下作物生长期延长、光合效率提升,叠加退耕还林和生态修复工程等人类活动,共同促进了碳汇能力增强[37]. 仅由人类活动导致NEP增加的区域占比约7.04%,主要分布在南阳-漯河-周口-许昌-开封等城市带沿线. 该区域内大规模的生态廊道建设、农田防护林体系完善等工程措施,显著提升了陆地生态系统碳固定能力. 相比之下,单独由气候变化驱动的NEP增加区域占比仅为1.91%,零星分布于大别-伏牛山南部的高海拔林区及郑州-开封-濮阳等平原地带. 在高海拔地区,气温升高改善了热量条件,延长了植被生长季;而在平原地区,降水格局变化促使植被群落结构优化,进而增强碳汇功能. 在NEP减少区域中,约6.34%的区域受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共同影响,主要集中在郑州都市圈周边及南太行的林州盆地. 快速城镇化进程导致的土地利用剧烈变化(如耕地转为建设用地),叠加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如干旱和暴雨),对生态系统碳收支平衡产生负面影响[38]. 仅由人类活动导致NEP减少的区域占比约2.89%,零散分布于城镇建成区及周边,工业化和城镇化扩张引发的植被破坏、生态空间压缩,直接削弱了区域碳汇能力. 此外,单独由气候变化导致NEP减少的区域占比约3.08%,主要集中在信阳东部及沿黄地区,降水模式异常和极端高温事件增多,导致植被生理功能受损,生态系统呼吸作用增强,最终表现为碳汇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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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为气象因素,HA为人类活动 图 5 研究区NEP驱动因素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NEP driving factors in the study area |
图 5(b)和5(c)揭示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NEP变化的影响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差异[39]. 从气候变化的影响来看,约68.45%的区域表现为“基本无影响”(-2~2),表明多数地区NEP对气候要素的响应存在阈值效应或被其他因素所缓冲. 值得注意的是,约30.87%的区域呈现促进效应,其中轻微促进(2~10)区域占比达30.86%,集中分布于南阳-信阳南部的亚热带过渡区、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的平原农业带以及新乡-安阳-濮阳中东部的黄河冲积平原. 以上区域水热条件较为充足,气温升高与降水模式优化共同延长了植被生长期,增强了生态系统碳吸收能力[40]. 而具有中度促进作用(10~20)的区域仅占0.01%,主要零星分布于豫南山区,可能得益于海拔梯度上气候变暖带来的生态系统适应性调整.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约0.68%的区域表现为抑制效应,且均为轻微抑制(-10~-2),集中于郑州都市圈及濮阳城市建成区. 这表明城市化进程中不透水面扩张、热岛效应加剧等人为干扰,可能抵消了气候变暖对碳汇的潜在促进作用.
人类活动的影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空间特征. 约42.87% 的区域受人类活动影响不显著,主要分布于生态本底稳定的山区和传统农耕区. 而促进NEP增加的区域占比达55.04%,显著高于气候变化的促进效应(30.87%),这一现象印证了河南省近年来大规模生态修复工程(如南水北调中线生态廊道建设、沿黄生态带治理)和农业集约化管理(如高标准农田建设、精准灌溉技术推广)对碳汇提升的积极贡献. 值得关注的是,人类活动的抑制效应(2.04%)主要集中于郑州都市圈周边,该区域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植被覆盖减少、生态破碎化加剧,进而削弱了生态系统碳固持能力.
2.5 各驱动因素对NEP变化贡献度的比较分析图 6定量揭示了2003~2023年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河南省NEP变化的贡献度空间分异规律. 两种驱动因素在区域碳循环过程中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其作用强度与方向的差异深刻反映了自然环境演变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耦合机制[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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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研究区域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对NEP变化贡献率的空间格局 Fig. 6 Spatial patterns of the contributions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ctivities to NEP changes in the study area |
气候变化对NEP变化的贡献度呈现明显的正向主导特征,约91.83%的区域表现为正向贡献,印证了全球变暖背景下区域生态系统碳汇潜力的总体提升趋势. 其中,贡献率在0~20%、20%~40%和40%~60%的区域分别占总面积的25.85%、31.58%和20.86%,构成了正向贡献的主体,表明多数地区NEP对气候要素的响应存在渐进性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贡献率超过80%的高值区主要分布于信阳东部的亚热带过渡带和伏牛山生态屏障区,以上区域水热条件敏感,气温升高和降水格局优化协同促进了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提升,进而增强生态系统碳固持能力[42]. 相比之下,8.17%的负向贡献区域集中于郑州都市圈及濮阳周边,城市化进程引发的热岛效应、大气污染加剧等人为干扰,可能抵消了气候变暖对碳汇的潜在促进作用,形成“气候-人类活动”交互作用下的碳收支失衡.
人类活动对NEP变化的贡献模式呈现与气候变化既协同又分异的特征. 在90.79%的正向贡献区域中,40%~60%、60%~80%和80%~100%贡献率区间分别占总面积的22.08%、31.45%和20.20%,表明人类活动已成为驱动区域NEP增加的关键因素. 高贡献值区(> 80%)集中分布于伏牛山生态修复工程区和豫东平原农业集约化发展带,印证了退耕还林、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政策措施对碳汇提升的显著成效[43]. 然而,9.21%的负向贡献区域主要分布在郑州都市圈、信阳东部工业集聚区、洛阳盆地等城镇化热点区域,快速的建设用地扩张和生态空间挤占导致植被覆盖减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直接削弱了区域碳固持能力. 该结果与气候变化负向贡献区在空间上部分重叠,揭示了人类活动通过改变地表覆被和微气候条件,加剧了气候敏感性区域的碳收支失衡风险.
3 讨论 3.1 NEP时空分异特征与驱动机制河南省2003~2023年NEP呈现显著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8.59 g·(m2·a)-1],但存在阶段性波动和空间异质性. 碳汇增强区主要分布于南阳盆地和河南平原农业区(占比为37.2%),得益于农田集约化管理与生态工程(如退耕还林)的协同效应[44];而碳源增强区集中于郑州都市圈(1.6%),反映高强度城镇化对生态空间的挤压[45]. 这一格局与黄土高原、西南地区等生态脆弱区的碳汇动态形成对比,后者因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后植被恢复显著从而提升碳汇能力[46],而河南省的平原-城市过渡带则表现出更复杂的人地交互作用. 气候变暖[年均温上升0.05~1.14 ℃·(10 a)-1]通过延长植被生长期和提升光合效率促进碳汇,尤其在豫南亚热带过渡区贡献率达80%以上. 然而,2019年NEP骤降与全球高温事件及建设用地扩张的叠加效应相关,表明极端气候可能削弱生态工程的长期固碳效益[47]. 此外,Hurst指数显示45.49%的区域呈弱反持续性(0.25 < H < 0.5),预示黄河故道和伏牛山区等生态敏感带未来碳汇稳定性可能进一步降低[48].
3.2 人类活动的双向调控作用人类活动对NEP的贡献率在90.79%的区域表现为正向促进,尤其在伏牛山生态修复区和豫东平原(贡献率 > 80%),印证了退耕还林、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成效[49]. 例如,耕地转为灌木的NEP值达152.91 g·(m2·a)-1,而荒地转为林地的NEP值高达191.63 g·(m2·a)-1,凸显生态修复的增汇潜力[50]. 然而,郑州都市圈因建设用地扩张导致NEP减少(贡献率为-9.21%),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碳源岛”效应相似[51~54]. 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省碳汇提升的驱动机制与黄土高原存在差异:后者以自然恢复为主[55](如植被覆盖度提升直接增强碳汇),而河南省则依赖“政策引导+农业优化”的双轮驱动. 例如,豫东平原通过农田防护林建设将碳汇区面积扩大12.7%,但城市群周边过渡带(占比为16.7%)仍面临生态与发展的博弈[56,57].
3.3 对碳中和目标的政策启示河南省实践表明,差异化生态管理是实现碳汇提升与经济发展平衡的核心策略. 具体包括:在伏牛山和桐柏-大别山等生态屏障区,需强化自然保护地建设,严控开发活动,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稳固区域碳汇能力;郑州都市圈应严格管控建设用地扩张,通过推广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等立体增汇手段,发展低碳建筑与绿色交通体系,降低城市碳排放;豫东平原农业区可推广“农林复合”模式,运用精准灌溉和有机肥替代等技术,提升农田生态系统碳汇功能与土壤碳库储量;同时借鉴淅川县碳汇交易经验,完善林业碳汇计量认证体系,探索碳汇金融化路径,激活生态产品市场价值.
3.4 研究局限与展望本研究存在三方面局限:一是1 km分辨率NEP数据难以捕捉城市内部碳汇的精细变化,后续需结合涡度通量观测等手段提升数据精度;二是未深入探讨生态补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社会经济因素与自然要素的交互影响,引入地理探测器等模型量化多因素耦合机制;三是仅依赖Hurst指数分析趋势持续性,缺乏未来情景模拟能力,需结合CMIP6气候模式构建多要素驱动的碳汇预测模型. 未来研究应聚焦“自然-社会”系统耦合机制,为中部地区绿色转型提供更具实操性的科学支撑.
4 结论(1)NEP时空变化特征显著:河南省NEP整体呈现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8.59 g·(m2·a)-1,碳汇功能显著增强. 空间上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豫西伏牛山生态屏障区和河南平原农业区是主要的碳汇增强区,而郑州都市圈等快速城市化区域则表现出碳源特征.
(2)土地利用变化对碳循环影响显著: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分析表明,耕地转为林地和灌木的过程对碳汇增加贡献最大[NEP增幅达152.91~168.32 g·(m2·a)-1],而耕地转为不透水面则导致碳汇能力下降[NEP减少102.36 g·(m2·a)-1].
(3)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协同驱动NEP变化:岭回归残差分析显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NEP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91.83%和90.79%,其中两者协同驱动的区域占比达78.73%. 气候变化主要通过温度升高和降水格局改变延长植被生长期,而人类活动则通过生态工程实施和农业集约化管理提升生态系统生产力.
(4)未来碳汇趋势存在空间异质性,Hurst指数分析表明,河南省49.06%的区域NEP变化呈现弱持续性,主要分布在河南平原东南部和洛阳盆地,预示以上地区碳汇功能可能持续增强;而45.49%的区域表现为弱反持续性,集中在豫北平原黄河故道等生态脆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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