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石家庄市气象局, 石家庄 050081
2. Shijiazhuang Meteorological Bureau, Shijiazhuang 050081, China
大气污染物(PM2.5、PM10、O3、NO2、SO2和CO)是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中规定用于城市空气质量评价的6项污染物[1].据统计, 石家庄市2019年度除SO2和CO的年均浓度达标外, 其他大气污染物的年均值均未达标, O3呈不降反升的态势(https://sthjj.sjz.gov.cn), 且高浓度的O3和PM2.5均会影响到植物生长[2]、人体健康[3]、生态环境[4, 5]及气候变化[6].有研究表明, 石家庄市颗粒物(PM10和PM2.5)的空间分布呈西部优于东南部[7], 而O3则呈中西高、外围区域低的空间格局[8, 9].气象因素上, 石家庄市PM2.5主要与湿度呈正相关[10], O3与温度呈显著正相关[11], 此外NOx与温度和湿度也有一定的联系[12].颗粒物[13](PM10和PM2.5)和O3[8]的潜在源区的研究表明, 冀中南、豫北、鲁西和晋中北部地区是石家庄市主要的污染源区.综上, 现有研究多基于单一类别污染物[14]或多物种[15]的时空变化、气象因素及潜在源区分析, 而通过对各季节大气污染物的综合分析, 识别不同季节的特征污染物, 分析传输通道和潜在源区, 精细化联防联控各季节的大气污染物成为迫切解决的问题.
大气污染物空间传输特征研究的工具主要是空间插值方法和后向轨迹模式, 以其数据获取方便及容易掌握等特点, 被国内外广泛应用.空间插值方法常用于解析多空间尺度的环境、气象因子分布特征, 如中国[16]、京津冀[17]、长三角[18]、珠三角[19]、山东[20]和河南[21]等时空研究均表明, 污染物的空间演替具有显著差异.拉格朗日混合单粒子轨道模型(hybrid single particle Lagrangian integrated trajectory, HYSPLIT)主要用于城市(单点位)污染物的空间溯源[22~24], 主要方法体系[25]包括后向轨迹模拟、轨迹聚类[26]、潜在源贡献因子分析[27~29](potential source contribution function, PSCF)及浓度权重轨迹分析[30, 31](concentration weighted trajectory, CWT).温哥华[22]、北京[28]和南京[29]等地的研究表明, 不同季节具有不同的污染物传输路径和潜在污染源区.
石家庄市系统分析不同季节大气污染物的污染时段传输研究较少.因此, 本研究基于2018年12月~2019年11月石家庄市时空环境和气象数据, 利用相关性分析、空间插值和HYSPLIT模式, 细致地分析了石家庄市不同季度大气污染物的时空格局、潜在源区及其与气象要素的关系等内容, 以期为市域内不同季度典型污染物的联防联控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点石家庄市域(37°30′~38°50′N, 113°30′~115°30′E)位于河北省中南部[15], 西临山西省阳泉市, 东、南、北分别与衡水、邢台和保定市相接, 邻接城市均为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1].西部地貌多为森林, 地势较高(1 000 m), 市区及中东部各区域均为平原, 地势低平(30~100 m).取市域国控(7个)和省控(39个)共46个环境监测站进行研究(图 1); 为与其他城市进行比较, 按照考核要求, 市区环境质量评价仅取国控点数据进行统计.研究中环境数据插值点为46个, 气象插值点在环境监测点中选取, 即与环境监测点位置一致, 为17个(图 1).
![]() |
图 1 石家庄市域监测点位分布示意 Fig. 1 Distribution of monitoring points in Shijiazhuang City |
数据主要是研究期(2018年12月~2019年11月)内的大气污染物(PM2.5、PM10、O3、NO2、SO2和CO)数据和气象要素(温度、压强、湿度、风速、风向、降水、日照时数和能见度)资料.大气污染物数据是研究期内市域46个环境监测站的逐小时质量浓度数据, 其中O3包含1 h平均(O3-1 h)和8 h滑动平均(O3-8 h)数据, 总有效数据量为2 804 452 h, 源自中国环境监测总站(http://www.cnemc.cn/); 气象要素资料为市域17个气象站点的逐日数据, 及石家庄市的逐小时气象数据, 总有效数据量分别为30 998 d(17个站点)和43 051 h(仅石家庄市), 为石家庄市气象局提供.辛集市的环境及气象监测数据缺失, 故市域统计范围均不含辛集市.此外, 拉格朗日多粒子模式数据采用美国国家环境预报中心(NCEP)提供的同期全球资料同化系统(GDAS)气象数据(ftp://arlftp.arlhq.noaa.gov/pub/archives/gdas1/), 时间范围为2018年11月~2019年12月.
数据处理过程首先删除由于仪器故障产生的负值、零值等异常数据.Excel VBA用于统计环境和气象数据的分季节逐时、逐日和逐月变化; SPSS 24和R-GUI联合用于不同季节环境和气象要素相关性的计算.ArcGIS 10.3主要用于各季节环境和气象要素的空间插值及地图可视化; 结合GDAS数据, 并综合采用MeteInfo Map[25]和Origin 2018 pro等软件实现后向轨迹的计算.数据处理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指数技术规定(试行)(HJ 633-2012)、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及其修改单.
1.3 空间插值方法利用空间插值方法选择符合污染物分布的反距离加权(inverse distance weighted, IDW)插值, 其是基于大气污染物和气象要素的位置和浓度进行的一种插值运算.一般公式如下[32]:
![]() |
(1) |
![]() |
(2) |
式中,
HYSPLIT模式是由美国海洋与大气研究中心(NOAA)和澳大利亚气象局(BOM)共同研发的大气微气团轨迹模拟(后向或前向)及聚类的工具.在HYSPLIT模拟出的后向轨迹基础上, 经过聚类运算(Angle和Euler等), 可将多条来源类似的后向轨迹聚成主要的传输通道; 结合污染物数据, 经过数学运算(WPSCF和WCWT)[29, 30], 可设置浓度限值定性得到潜在区域对目标点的污染贡献(PSCF), 不设限值可定量得到潜在区域对目标点的相对权重浓度贡献值(CWT).以上过程通过TrajStat模块[25]实现.
1.4.1 PSCF石家庄市PSCF的模拟过程中, 后向轨迹选择的目标点为石家庄市人民会堂(38°03′ N, 114°31′ E)站点[8], 其位于石家庄的中心位置, 能反映周围区域受后向轨迹的影响.不同季度典型污染物的起始均为高度100 m, 模拟轨迹时长根据污染物进行调整(表 1), 一般而言, PM2.5和PM10多采用48 h[30]和72 h[31], O3以近距离传输为主, 多采用36 h[22], 时间分辨率均为1 h, 聚类类型均为Angle Distance算法.其中污染轨迹是在TrajStat运行后向轨迹后, 结合(GB 3095-2012)中大气污染物的二级限值(PSCF限值), 大于二级限值浓度的轨迹, 并利用ArcGIS进行污染轨迹处理, 处理基础为TrajStat与ArcGIS均可以对shp格式进行编辑.
![]() |
表 1 石家庄市不同季度特征污染物的HYSPLIT参数表 Table 1 Seasonal HYSPLIT parameter table of characteristic pollutants in Shijiazhuang City |
PSCF的限值根据(GB 3095-2012)确定(表 1), 其分析范围与各季节后向轨迹的矢量范围一致, 空间分辨率为0.25°.为减少PSCF条件概率分析的不确定性, 将PSCF结果乘以权重因子(wij), 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 |
(3) |
![]() |
(4) |
![]() |
(5) |
式中, PSCFij是栅格ij的污染源潜在贡献值; mij为经过栅格ij的污染轨迹数; nij为经过栅格ij的总轨迹数; wij为按nij分级的权重因子; WPSCFij是减少不确定性后的PSCF值(无量纲), 即最终结果.
1.4.2 PCWT石家庄市污染轨迹[8]CWT(polluted trajectory CWT, PCWT)分析是在不同季度典型污染物的污染轨迹的处理基础上, 进行的CWT分析, 即设置限值的CWT分析.PCWT分析范围也与后向轨迹范围一致, 空间分辨率为0.25°.此外, 为减少不确定性, PCWT计算后的结果也乘以权重因子(wij), 计算公式如下:
![]() |
(6) |
![]() |
(7) |
式中, PCWTij是栅格ij上的污染轨迹的平均权重浓度; M是污染轨迹总数; l是某一污染轨迹; τijl是l在栅格ij上停留的时间; cl是l经过某一栅格ij所对应的季节性典型污染的浓度; wij为按nij分级的权重因子; WPCWTij是减少不确定性后的PCWT值(μg·m-3), 即最终结果.
2 结果与讨论 2.1 石家庄市不同季节的特征污染物分析石家庄市区冬季(2018年12月~2019年2月)大气污染物PM10、PM2.5、NO2、O3、SO2和CO的浓度均值为(201±101)μg·m-3、(122±74)μg·m-3、(67±27)μg·m-3、(42±24)μg·m-3、(30±13)μg·m-3和(1.9±0.9) mg·m-3, 其中PM2.5在冬季污染尤为严重, 作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67 d)最多, 说明冬季采暖期对PM2.5的浓度影响较大[33], 即采暖锅炉(17%)和居民取暖(6.7%)占比较大[15](表 2).市区春季(2019年3~5月)PM10作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45 d)最多, 其次为O3(28 d)和PM2.5(16 d); 因此, 制约春季的主要污染物是PM10, 与春季多风易造成沙尘污染有关[34].市区夏季(2019年6~9月)的O3 [(169±56)μg·m-3]质量浓度和首要污染物频数(100 d)最高, O3污染天数占夏季总天数(污染率)的81.97%, 其余污染物浓度和作为首要污染的天数较少, 这与夏季的高温低湿强辐射利于高浓度O3的生成有关[8, 11].市区秋季(2019年10~11月)PM10 [(119±57)μg·m-3]和PM2.5 [(61±37)μg·m-3]质量浓度最高, 其中PM10作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29 d)最多, 其次是PM2.5(20 d)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 由于秋季大气层结高度不稳定, 易造成颗粒物(PM10和PM2.5)污染.
![]() |
表 2 石家庄市区2018年12月~2019年11月大气污染物不同季节统计 Table 2 Seasonal statistics of atmospheric pollutant in Shijiazhuang urban areas from December 2018 to November 2019 |
2.2 大气污染物的时序变化及其与气象因素的关系
为研究石家庄市区大气污染物的季度及日变化特征, 取各污染物的逐时浓度均值, 采用等值线法制作了分月逐时污染物浓度变动(图 2).从颗粒物的逐月浓度特征看[图 2(a)和图 2(b)], 高浓度颗粒物主要集中于秋季和冬季, 但是PM10造成的污染可以持续到春季, 与春季石家庄市主要以多风低湿的沙尘气象条件有关, 而PM2.5在春季非采暖期时的浓度则较低[10].O3和NO2的质量浓度变化趋势呈显著的反相关性, 即NO2浓度显著较低时臭氧浓度随之增高, 且主要集中于夏季12:00~18:00时段.此外SO2和CO的浓度高值均集中于冬季, SO2和CO是化石能源和生物质燃烧的重要成分, 而采暖期取暖会造成二者浓度较高.
![]() |
T表示温度, PRES表示压强, RH表示湿度, WS表示风速, VISI表示能见度, PREC表示降水量, 下同; A表示00:00; B表示06:00; C表示12:00; D表示18:00 图 2 石家庄市区2018年12月~2019年11月大气污染物浓度月际和日变化 Fig. 2 Monthly and diurnal variations of atmospheric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in Shijiazhuang urban area from December 2018 to November 2019 |
为探讨石家庄市各季节大气污染物与气象要素的关系, 取不同季节污染物和气象因子的逐日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图 3).石家庄市春季的典型污染物是PM10[表 2和图 2(a)], 其与湿度(P < 0.05)、风速(P < 0.05)、日照时数(P < 0.01)和能见度(P < 0.01)呈显著相关[图 3(a)], 由于湿度较高时有助于二次气溶胶(SA)的转化, 造成PM2.5浓度较高(即雾-霾天), 进而抬高PM10的质量浓度, 而风速较高时可能有助于PM10的扩散至市域外, 从而导致PM10浓度下降.O3是夏季的典型污染物[表 2和图 2(c)], 其与温度(P < 0.01)、风速(P < 0.05)和日照时数(P < 0.01)呈显著正相关, 而与压强(P < 0.01)、湿度(P < 0.01)和降水(P < 0.01)呈显著负相关[图 3(b)], 即温度升高、日照时间长、湿度较低以及较少降水时, 会促进O3的转化, 且风速较大时会造成臭氧的传输作用导致臭氧污染.秋季和冬季的典型污染物均是颗粒物[表 2、图 2(a)和图 2(b)], 其中冬季细颗粒物(PM2.5)污染较重, 即与湿度(P < 0.01)呈显著正相关, 与压强(P < 0.01)、风速(P < 0.05)、日照时数(P < 0.01)和能见度(P < 0.01)呈显著负相关[图 3(c)和图 3(d)], 与冬季易出现静稳状态、大气层结稳定, 即高湿弱风, 会造成PM2.5的二次转化有关.
![]() |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SUN表示日照时数; 椭圆的短半径表示相关性(R2)的程度, 短半径越小, 相关性越强; 单黄星表示P < 0.05, 双黄星表示P < 0.01 图 3 石家庄市区不同季度大气污染物与气象要素的相关性 Fig. 3 Correlation between atmospheric pollutants and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in different seasons in Shijiazhuang urban area |
为研究石家庄市不同季度大气污染物的空间变化及其与气象要素关系, 取研究期内17个区县各季度污染物浓度和气象要素的均值数据, 进行空间插值, 得到污染物和气象要素的季节变动(图 4和图 5). PM10在春季和冬季空间特征明显[图 4(a)], 春季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格局, 冬季呈西部低-东部高的空间变化, 春季湿度变化(38%~54%)特征与PM10空间分布相一致, 而春季的风速(1.6~3.5 m·s-1)显著高于其他季节, 且西北向的风速较大, PM10浓度较高[图 5(c)、图 5(d)和图 5(e)], 说明春季PM10的空间特征受湿度和风速的影响.冬季的PM2.5空间格局明显[图 4(b)], 呈由西到东质量浓度逐渐增高, 其与冬季湿度(43%~59%)、风向(西北-东南)和风速(0.8~2 m·s-1)空间变化特征相一致[图 5(c)、图 5(d)和图 5(e)], 与湿度有助于SA转化和风速的扩散作用有关, 即湿度和风速驱动了冬季PM2.5的空间分布. O3在夏季的空间分布显著[图 4(c)], 并与温度(25~27℃)、降水(1.7~4 mm)、湿度(58%~68%)和风速(0.9~2.5 m·s-1)呈非线性关系(图 5), 即温度作用下形成O3的基本格局后, 在降水、湿度及风速风向的单一或共同作用下将形成中西高、外围区域低的空间分布状态[9].此外NO2的空间特征在秋季和冬季较明显, SO2和CO在冬季的空间格局显著[图 4(d)、图 4(e)和图 4(f)].
![]() |
图 4 石家庄市域不同季度的大气污染物浓度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atmospheric pollutants concentration in different seasons in Shijiazhuang City |
![]() |
(a)温度, (b)降水, (c)湿度, (d)风速, (e)风速风向 图 5 石家庄市域不同季度气象要素的空间格局 Fig. 5 Spatial pattern of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in different seasons in Shijiazhuang City |
为探讨石家庄市域各季节典型污染物的传输通道和来源方向, 取不同季节污染物的污染轨迹(≥PSCF限值), 采用后向轨迹聚类的方法得到污染物的聚类轨迹(图 6).春季根据PM10(48 h)聚类出了5个污染传输通道, 其主要污染来源方向为西北部(轨迹1、4和5, 共39.31%)和南部(轨迹3), 与72 h聚类方向一致[图 6(a)].源自山东东部途经邯郸和邢台的春季PM10轨迹3污染比重较大(53.32%), 其轨迹上PM10的浓度(223.90 μg·m-3)最大, PM2.5的浓度(129.58 μg·m-3)次之(表 3), 由于PM2.5的传输间接抬升PM10浓度.此外, 来自俄罗斯途经蒙古的轨迹1污染频率(3.19%)最低, 但其轨迹上PM10的质量浓度(273.62 μg·m-3)较高, 这与石家庄市春季风向主要是来自西北-北[13], 且风速较大有关.
![]() |
图 6 石家庄市不同季度的典型污染物后向轨迹聚类 Fig. 6 Backward trajectory clustering of typical pollutants in different seasons in Shijiazhuang City |
![]() |
表 3 石家庄市域不同季度特征污染物的污染后向轨迹聚类统计 Table 3 Clustering statistics of backward trajectory of typical pollutants in different seasons in Shijiazhuang City |
石家庄市夏季O3主要聚类出了6条污染轨迹, 其主要的污染来源方向为东北(轨迹1)和东南-南向(轨迹2、3和4, 共54.24%), 且与O3的前体物NO2污染来源方向较一致[图 6(b)].夏季源自渤海途经沧州和衡水的轨迹1所占频率(23.58%)最高, 轨迹上O3的质量浓度是199.15 μg·m-3, 与沧州对市域O3的传输贡献有关[35].轨迹3和4均经过邯郸和邢台, 总占比为40.88%, 二者O3的平均浓度为211.84 μg·m-3, 这是因为O3以近距离(< 200 km)传输为主[8], 邯郸和邢台的主要污染源是钢铁和电力行业, 这会产生较多的O3前体物[36](VOCs和NOx), 并由轨迹3和4传输至石家庄.
石家庄市秋季PM2.5聚类出5条污染轨迹[图 6(c)], 其污染方向主要是东北-东南(轨迹1、2和5)和西北(轨迹4).秋季东北-东南向的污染频率较高(74.75%), 污染轨迹频率占比依次为轨迹2(36.89%)>轨迹1(30.34%)>轨迹5(7.52%), 其中, 轨迹5的PM2.5浓度最高(153.48 μg·m-3), 且轨迹源自陕西北部, 经过山西中部, 到达河北省内后出现螺旋转向[13], 变为东北向, 其成因主要是在高浓度污染时, 大气环流以纬向环流为主, 中纬度盛行偏西风, 污染在偏西风的传输下越过太行山后下沉, 在局地风场(秋季石家庄偏北风)的作用下向山前汇聚, 致石家庄污染物浓度升高, 另从该轨迹高度变化分析, 轨迹48~32 h以800~1 000 m高空传输为主, 之后逐渐下沉到近地面回流到石家庄, 形成螺旋状结构.污染轨迹4的PM2.5浓度(149.59 μg·m-3)较高, CO浓度(1.72 mg·m-3)最高, 这可能是由于轨迹经过以煤矿业为主的山西有关.
石家庄市冬季PM2.5主要存在4个主要的传输通道, 污染来源方向与秋季较一致, 即东北-东南(轨迹1和2), 西北向(轨迹3和4), 轨迹传输距离上, 东北-东南向以近距离传输为主, 而西北向的轨迹传输距离较远; 冬季CO的传输通道与PM2.5方向较一致[图 6(d)].来自内蒙古途经山西的两条西北向的污染频率最大, 所占比例分别为32.80%和22.67%.轨迹2的PM2.5浓度(178.75 μg·m-3)和PM10浓度(250.90 μg·m-3)最高, 这与该轨迹途经邢台, 会输送较多的PM2.5和其前体物有关.
2.5 不同季度典型污染物的来源解析为研究石家庄市不同季度典型污染物的潜在源分布, 取PM10(春季)、O3(夏季)及PM2.5(秋季和冬季)的后向轨迹进行WPSCF分析, 得到各季度的污染源区贡献(图 7).春季PM10的潜在源区主要分布在河北中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山西中部以及陕西西北部[图 7(a)].结合地形因素, WPSCFij≥0.4的主要城市为: 邢台、邯郸、沧州、安阳、鹤壁、新乡、濮阳和菏泽, 这些区域主要以钢铁、炼油、化工和煤炭等支柱产业有关[8].夏季O3污染的潜在源区(WPSCFij≥0.3)呈以石家庄市为中心, 沧州和山东菏泽为两翼的新月形区域[图 7(b)], 主要涉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安阳、濮阳和菏泽, 这些城市的产业会产生较多的O3前体物, 在风驱动传输的作用下会对石家庄市污染产生影响.秋季PM2.5的PSCF范围是0.1~0.7, 其中WPSCFij≥0.6的污染潜在源区主要涉及邢台、邯郸、保定、沧州、衡水、安阳、鹤壁和新乡[图 7(c)], 与夏季O3污染的潜在源区基本一致; 且秋季的WPSCF的高值(WPSCFij≥0.5)主要集中在河北太行山东麓, 表明地形因素对污染物输送有一定的阻隔作用.冬季PM2.5的潜在源区空间范围显著大于秋季, WPSCFij≥0.7的主要区域集中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和山西西部[图 7(d)], 其中, 山西的污染源区与石家庄冬季西北风频发, 形成了西北向长距离传输通道有关[13].
![]() |
图 7 石家庄市不同季度典型污染物的WPSCF分析 Fig. 7 WPSCF analysis of typical pollutants in different seasons in Shijiazhuang City |
为定量探讨石家庄市域各季度典型污染物潜在源区的贡献程度, 选取PM10(≥150μg·m-3)、O3(≥160μg·m-3)和PM2.5(≥75μg·m-3)的污染轨迹, 进行WPCWT分析, 得到污染物的权重贡献浓度值(图 8).春季PM10的权重浓度贡献高值(WPCWTij≥160 μg·m-3)主要区域集中在河北中南部、河南中北部和山西中部[图 8(a)], 夏季O3的权重浓度贡献高值(WPCWTij≥180 μg·m-3)主要分布在河北中南部(邢台、邯郸和沧州)区域[图 8(b)].PM2.5的权重浓度贡献值呈冬季在范围和程度上显著高于秋季的特征[图 8(c)和图 8(d)], 其中, 冬季WPCWTij≥180 μg·m-3的高值主要集中在河北中南部、山西中部和河南北部.因此, 不同季度典型污染物的WPSCF和WPCWT分析结果较一致, 污染源区的指向性与石家庄市域其他研究有较好的一致性.
![]() |
图 8 石家庄市不同季度典型污染物的污染轨迹WPCWT分布 Fig. 8 Distribution of WPCWT of typical pollutants in different seasons in Shijiazhuang City |
(1) 石家庄市大气污染物具有典型的季节性污染特征, 季节性典型污染物和污染率依次为: 春季(PM10和O3, 48.91%和30.43%)、夏季(O3, 81.97%)、秋季(PM10和PM2.5, 47.54%和32.79%)和冬季(PM2.5, 74.44%), 季节性污染物的产生, 除与污染源密切相关外, 与各季节气象条件的变化也有重要联系.
(2) 春季PM10与风速为负相关(P<0.05)关系, 呈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格局, 主要传输方向为西北向(共39.31%)和南向(53.32%), PM10潜在源区(WPCWTij≥160 μg·m-3)为河北(冀)中南、河南(豫)中北及山西(晋)中部, 此外, 山东(鲁)西和陕西(陕)西北部的传输也会贡献(WPSCFij≥0.3)市域的PM10浓度.
(3) 夏季O3与温度呈正相关(P<0.05), 与湿度呈负相关(P<0.05), 空间分布呈中西高、外围区域低, 传输通道方向为东北(23.58%)和东南-南向(54.24%), 其潜在源区(WPSCFij≥0.3)呈以石家庄市为中心, 沧州和山东菏泽为两翼的新月形区域, O3的贡献高值区域(WPCWTij≥180 μg·m-3)主要分布在冀中南部(邢台、邯郸和沧州)区域.
(4) 秋季和冬季PM2.5与湿度呈正相关(P<0.05), 而与能见度和风速呈反相关(P<0.05), 冬季空间上由西至东逐渐升高分布, 与冬季湿度(43%~59%)空间格局一致, PM2.5输送方向分别为: 秋季(东北-东南, 74.75%), 冬季(西北, 55.47%).冬季PM2.5潜在源区的空间范围和影响程度均显著强于秋季, 二者主要污染区域(WPSCFij≥0.7, WPCWTij≥180 μg·m-3)集中在冀中南、豫北和晋中西部.
[1] | Xiao C C, Chang M, Guo P K, et al. Analysis of air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nd its surrounding air pollution transport channel cities in Chin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20, 87: 213-227. DOI:10.1016/j.jes.2019.05.024 |
[2] | Chen X, Zhong B Q, Huang F X, et al. The role of natural factors in constraining long-term tropospheric ozone trends over southern China[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20, 220. DOI:10.1016/j.atmosenv.2019.117060 |
[3] | Li X, Chen Q, Zheng X Y, et al. Effects of ambient ozone concentrations with different averaging times on asthma exacerbations: a meta-analysi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 691: 549-561. DOI:10.1016/j.scitotenv.2019.06.382 |
[4] | Karlsson P E, Klingberg J, Engardt M, et al.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oncentrations of ground-level ozone and potential impacts on ecosystems and human health in northern Europe[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7, 576: 22-35. DOI:10.1016/j.scitotenv.2016.10.061 |
[5] | Unger N, Zheng Y Q, Yue X, et al. Mitigation of ozone damage to the world's land ecosystems by source sector[J]. Nature Climate Change, 2020, 10(2): 134-137. DOI:10.1038/s41558-019-0678-3 |
[6] | Chen Z Y, Chen D L, Zhao C F, et al. Influence of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on PM2.5 concentrations across China: A review of methodology and mechanism[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20, 139. DOI:10.1016/j.envint.2020.105558 |
[7] |
李秋芳, 王杨, 丁学英, 等. 基于GIS的石家庄市PM10和PM2.5时空分布研究[J]. 中国环境监测, 2020, 36(2): 173-183. Li Q F, Wang Y, Ding X Y, et al.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M10 and PM2.5 in Shijiazhuang based on GIS[J].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China, 2020, 36(2): 173-183. |
[8] |
王帅, 冯亚平, 崔建升, 等. 石家庄市臭氧污染的时空演变格局和潜在源区[J]. 环境科学学报, 2020, 40(9): 3081-3092. Wang S, Feng Y P, Cui J S, et al.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s and potential source areas of ozone pollution in Shijiazhuang[J]. 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 2020, 40(9): 3081-3092. |
[9] |
王帅, 聂赛赛, 冯亚平, 等. 石家庄市臭氧和二氧化氮的时空演替特征及来源解析[J]. 环境科学, 2021, 42(6): 2679-2690. Wang S, Nie S S, Feng Y P, et al.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 apportionment of O3 and NO2 in Shijiazhuang[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 42(6): 2979-2690. |
[10] | Xie Y Z, Liu Z R, Wen T X,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seasonal variations of PM2.5 in Shijiazhuang, China: Impact of primary emissions and secondary formation[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 677: 215-229. DOI:10.1016/j.scitotenv.2019.04.300 |
[11] | Zhao W, Tang G Q, Yu H, et al. Evolution of boundary layer ozone in Shijiazhuang, a suburban site on the north China plai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9, 83: 152-160. DOI:10.1016/j.jes.2019.02.016 |
[12] | Liu Y C, Ni S Y, Jiang T, et al. Influence of Chinese New Year overlapping COVID-19 lockdown on HONO sources in Shijiazhuang[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0, 745. DOI:10.1016/j.scitotenv.2020.141025 |
[13] |
钤伟妙, 张艳品, 陈静, 等. 石家庄大气污染物输送通道及污染源区研究[J]. 环境科学学报, 2018, 38(9): 3438-3448. Qian W M, Zhang Y P, Chen J, et al. Air pollutant transport channels and its potential sources in Shijiazhuang[J]. 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 2018, 38(9): 3438-3448. |
[14] | Guan Y N, Wang L, Wang S J, et al. Temporal variations and source apportionment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at an urban site in Shijiazhuang, Chin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20, 97: 25-34. DOI:10.1016/j.jes.2020.04.022 |
[15] | Zhang W H, Liu B S, Zhang Y F, et al. A refined source apportionment study of atmospheric PM2.5 during winter heating period in Shijiazhuang, China, using a receptor model coupled with a source-oriented model[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20, 222. DOI:10.1016/j.atmosenv.2019.117157 |
[16] |
周明卫, 康平, 汪可可, 等. 2016~2018年中国城市臭氧浓度时空聚集变化规律[J]. 中国环境科学, 2020, 40(5): 1963-1974. Zhou M W, Kang P, Wang K K, et al. The spatio-temporal aggregation pattern of ozone concentration in China from 2016 to 2018[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0, 40(5): 1963-1974. DOI:10.3969/j.issn.1000-6923.2020.05.013 |
[17] | Jiang L, He S X, Zhou H F.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vergence trends of PM2.5 pollution: a case study of cities of air pollution transmission channel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Chin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256. DOI:10.1016/j.jclepro.2020.120631 |
[18] |
黄小刚, 赵景波, 曹军骥, 等. 长江经济带PM2.5分布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J]. 环境科学, 2020, 41(3): 1013-1024. Huang X G, Zhao J B, Cao J J, et al. Evolu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M2.5 concent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0, 41(3): 1013-1024. |
[19] |
赵伟, 高博, 卢清, 等. 2006~2019年珠三角地区臭氧污染趋势[J]. 环境科学, 2021, 42(1): 97-105. Zhao W, Gao B, Lu Q, et al. Ozone pollution tren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during 2006-2019[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 42(1): 97-105. DOI:10.3969/j.issn.1006-4427.2021.01.017 |
[20] | Yao Y R, He C, Li S Y, et al. Properties of particulate matter and gaseous pollutants in Shandong, China: Daily fluctu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 660: 384-394. DOI:10.1016/j.scitotenv.2019.01.026 |
[21] | Yu S J, Yin S S, Zhang R Q, et al.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zation and regional contributions of O3 and NO2: an investigation of two years of monitoring data in Henan, Chin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20, 90: 29-40. DOI:10.1016/j.jes.2019.10.012 |
[22] | Xiong Y, Du K. Source-resolved attribution of ground-level ozone formation potential from VOC emissions in metropolitan vancouver, BC[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0, 721. DOI:10.1016/j.scitotenv.2020.137698 |
[23] | Tyagi B, Singh J, Beig G. Seasonal progression of surface ozone and NOx concentrations over three tropical stations in north-east India[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20, 258. DOI:10.1016/j.envpol.2019.113662 |
[24] |
王旭东, 尹沙沙, 杨健, 等. 郑州市臭氧污染变化特征、气象影响及输送源分析[J]. 环境科学, 2021, 42(2): 604-615. Wang X D, Yin S S, Yang J, et al. Characteristics, meteorological influences, and transport source of ozone pollution in Zhengzhou city[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 42(2): 604-615. |
[25] | Wang Y Q. Meteoinfo: GIS software for meteorological data visualization and analysis[J]. Meteorological Applications, 2014, 21(2): 360-368. DOI:10.1002/met.1345 |
[26] |
姚青, 马志强, 林伟立, 等. 天津夏季边界层低层大气中PAN和O3的输送特征分析[J]. 环境科学, 2019, 40(1): 67-75. Yao Q, Ma Z Q, Lin W L, et al. Transport characteristics of PAN and O3 in the lower atmosphere of the boundary layer in Tianjin in summer[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9, 40(1): 67-75. DOI:10.3969/j.issn.1673-2049.2019.01.008 |
[27] |
周学思, 廖志恒, 王萌, 等. 2013-2016年珠海地区臭氧浓度特征及其与气象因素的关系[J]. 环境科学学报, 2019, 39(1): 143-153. Zhou X S, Liao Z H, Wang M, et al. Characteristics of ozone concentra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eteorological factors in Zhuhai during 2013-2016[J]. 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 2019, 39(1): 143-153. |
[28] | Li C Q, Li Q Q, Tong D G, et al. Environmental impact an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emissions during different seasons in Beijing[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20, 93: 1-12. DOI:10.1016/j.jes.2019.11.006 |
[29] |
谢放尖, 陆晓波, 杨峰, 等. 2017年春夏期间南京地区臭氧污染输送影响及潜在源区[J]. 环境科学, 2021, 42(1): 88-96. Xie F J, Lu X B, Yang F, et al. Transport influence and potential sources of ozone pollution for Nanjing during spring and summer in 2017[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 42(1): 88-96. |
[30] |
段时光, 姜楠, 杨留明, 等. 郑州市冬季大气PM2.5传输路径和潜在源分析[J]. 环境科学, 2019, 40(1): 86-93. Duan S G, Jiang N, Yang L M, et al. Transport pathways and potential sources of PM2.5 during the winter in Zhengzhou[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9, 40(1): 86-93. |
[31] |
雷雨, 张小玲, 康平, 等. 川南自贡市大气颗粒物污染特征及传输路径与潜在源分析[J]. 环境科学, 2020, 41(7): 3021-3030. Lei Y, Zhang X L, Kang P, et al. Analysis of transport pathways and potential sources of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in Zigong, in south of Sichuan provinc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0, 41(7): 3021-3030. |
[32] | 汤国安, 杨昕. ArcGIS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实验教程[M]. (第二版).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442-444. |
[33] |
王新, 聂燕, 陈红, 等. 兰州城区大气PM2.5污染特征及来源解析[J]. 环境科学, 2016, 37(5): 1619-1628. Wang X, Nie Y, Chen H, et al. Pol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ource apportionment of PM2.5 in Lanzhou City[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6, 37(5): 1619-1628. |
[34] |
赵敬国, 王式功, 张天宇, 等. 兰州市大气重污染气象成因分析[J]. 环境科学学报, 2015, 35(5): 1547-1555. Zhao J G, Wang S G, Zhang T Y, et al. The analysis of meteorological factors causing heavy air pollution in Lanzhou[J]. 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 2015, 35(5): 1547-1555. |
[35] |
王燕丽, 薛文博, 雷宇, 等. 京津冀地区典型月O3污染输送特征[J]. 中国环境科学, 2017, 37(10): 3684-3691. Wang Y L, Xue W B, Lei Y, et al. Model-derived source apportionment and regional transport matrix study of ozone in Jingjinji[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7, 37(10): 3684-3691. DOI:10.3969/j.issn.1000-6923.2017.10.009 |
[36] | Jin X M, Fiore A, Boersma K F, et al. Inferring changes in summertime surface ozone-NOx-VOC chemistry over U.S. urban areas from two decades of satellite and ground-based observation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20, 54(11): 6518-65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