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地球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 北京 100083
2. School of Geosciences&Surveying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近年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深入, 钢铁企业逐渐搬出了城市[1, 2].搬迁后的钢铁企业生产场地性质将发生根本性改变, 由工业用地转变为居住用地或商业用地等.钢铁企业生产活动中炼焦、烧结、炼铁、炼钢和轧钢等生产活动导致大量重金属及多环芳香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的产生和排放[3~5].因此在进行土地再利用前, 必须要对受污染场地进行土壤修复工作[6, 7].研究显示焦化厂、炼钢厂、炼铁厂及其周边地区的土壤中的重金属和PAHs污染水平较高[8~10].重金属和PAHs均存在性质稳定、难降解、毒性强的特点; 且均易被土壤吸附, 并能在土壤中不断积累, 具有很强的生态毒性[11].同时, 重金属和PAHs均可通过食物链转移和富集人体内, 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12].在进行场地污染修复前, 需要对钢铁生产场地污染物含量来源及人体健康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价.
目前土壤中重金属来源解析方法主要有富集因子方法[13, 14]和聚类分析方法等[15, 16]; PAHs源分析方法主要有分子比值法等[17, 18].由于工业场地内的重金属和PAHs来源复杂多样, 因此仅仅利用上述方法难以获取重金属及PAHs的精确来源[19, 20].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将正定矩阵因子模型(PMF)运用到土壤重金属及多环芳香烃(PAHs)源解析及其贡献率分析中[21~23].葛蔚等[24]利用比值法和正定矩阵因子模型对山东省农田表层土壤PAHs来源进行解析, 结果显示燃煤和生物质燃烧占42.7%, 交通产生的石油燃烧占19.3%, 此外炼焦排放占22.8%, 石油污染占15.2%.与之相似, 姚宏等[25]利用分子比值法与PMF模型对沈抚新城、沈阳以及抚顺内Σ21PAHs的来源进行解析, 显示表层土壤PAHs来源主要为煤燃烧源与交通源(石油燃烧)等.比拉力·依明等[26]利用正矩阵分解模型对准东露天矿区表层土壤重金属污染源解析显示燃煤、交通运输、大气降尘、工业排放和自然因素着5种污染源的贡献率分别为20.79%、16.83%、16.83%、27.72%和17.82%.陈志凡等[27]运用正定矩阵因子分析法对城郊农田重金属污染来源及其贡献率进行了解析, 结果显示工农业生产(64.02%)是造成城郊农田土壤重金属染的主要来源.Ciarkowska等[28]利用正定矩阵模型对波兰南部城市土壤中多环芳烃来源解析, 显示不同城市的多环芳香烃来源不同, 在Krakow土壤中, 多环芳烃主要来源于交通排放、石油燃烧和钢铁工业, 而在Zakopane土壤中, 多环芳烃主要来源于房屋供暖的煤炭和生物质燃烧, 其次是汽车和汽油排放.Qi等[29]利用PMF模型确定意大利南部卡瑟塔省境内土壤中多环芳烃分别为化学生产和金属冶炼来源、车辆排放来源和煤/生物质燃烧来源.Yang等[30]对比PMF模型与元线性回归(MLR)、Unmix模型污染源解析结果显示, PMF模型得到的解析结果更加丰富、有效.同时Boroumandi等[31]利用正定矩阵模型(PMF)、主成分分析(PCA)和聚类分析(CA)对伊朗Zanjan盆地土壤重金属来源解析显示该地区土壤重金属有4个来源, 分别为成土母质源、农业生产源、工业生产源和工业废物排放源, 同时研究结果表明PMF模型相比PCA模型误差小, 解析结果更为合理.
目前基于土壤样品重金属和PAHs的人体健康风险评价已经得到了大量的研究[32~35].但对于工业污染场地, 不同的污染源对人体健康风险的贡献不同, 而且对重金属含量贡献最大的污染源未必是造成人体风险最大的污染源[32], 因此需要通过风险评估和基于污染源的风险分析找出工业生产过程中需要优先控制的污染源.同时对不同污染源的人类健康风险分析有助于了解各类污染源对土壤中重金属及PAHs潜在危害的影响.台凌宇[36]对垃圾焚烧场地不同土壤污染源的人体健康风险进行评价分析显示, 垃圾焚烧是非致癌风险的主要来源, 自然源是致癌风险的主要来源.Liu等[37]对白银市土壤重金属来源及人体健康风险评价表明, 煤炭燃烧等相关活动是对该地区土壤重金属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影响最大的污染源, 其认为利用污染源进行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比仅仅使用致癌风险阈值和非致癌风险阈值进行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更有意义.
本文以北京首钢石景山厂区污染场地为研究对象, 检测了11种重金属和16种PAHs在表层土壤中的含量, 分析重金属及16种PAHs的混合污染特征.利用污染元素数据结合PMF模型对污染场地内重金属及PAHs来源进行分析, 同时对污染场地的人体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 并分析不同重金属及PAHs来源对人体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的贡献率.本研究建立的方法可以应用于定量分析不同污染源的风险评估和优先控制的污染源管理, 以期为保护工业污染场地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研究的污染场地为总面积5.6 km2(图 1), 在工厂建设初期, 由于生产工艺和污染控制水平的限制, 现场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其中, 对人体有害和致癌物质的排放是造成工厂及周边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污染场地内的炼钢厂、炼铁厂、焦化厂、油罐区、苯车间和污泥处理场等所产生的废水和固体废物中含有各种重金属、苯并(a)芘、苯酚和氰化物等有害物质, 其中重金属和PAHs污染物最为突出.这些污染物可直接或间接进入厂区及周边地区的空气、土壤和地下水, 造成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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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及采样点位置示意 Fig. 1 Study area location and sampling site layout |
2014年10~12月, 结合整个研究区域污染区域内各工厂的生产工艺, 采用判断法采集目标场地表层土壤样品(0~20 cm).共设置了130个采样点(图 1).土壤样品在通风避光的实验室内自然风干后粗研磨, 去除碎石、杂物、作物的根茎等, 用四分法分割压碎样品, 过孔径为0.838 mm的尼龙筛, 之后将其充分混匀.然后对样品进行细研磨, 通过孔径为0.149 mm的尼龙筛, 充分混合均匀后, 分装于牛皮纸袋内备用.
1.3 重金属和PAHs样品处理土壤重金属测定:为测定土壤中总重金属含量, 将0.5 g干土(< 2 mm)直接称重到聚四氟乙烯消解容器, 加入王水(5 mL).按照美国环保署的方法SW 3051 (USEPA 1997), 土壤悬浮物在微波加速反应系统(CEM- MARS X®)中消解.消解后, 提取土壤悬液50 mL, 利用0.45 μm过滤器(微孔)进行过滤.所有消解土壤样品一式两份, 每批包含标准对照材料和空白, 以验证消化操作.采用Agilent 7500c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对消解液中的重金属含量进行了分析.
土壤PAHs测定:称取土壤样品2 g, 并用10 mL二氯甲烷超声提取60 min.取2 mL上清液过硅胶柱子, 承接的溶液旋蒸至约1 mL后, 加入7~8 mL正己烷, 蒸至约0.5 mL, 加内标、定容1 mL待测.PAHs采用气相色谱AGILENT 6890进行测定.分析条件:HP-5MS 30 m×0.25 mm毛细色谱柱, 载气为氦气, 柱前压0.03 MPa, 线速度37 cm·s-1, 进样口温度300℃, 初始温度60℃, 以5℃·min-1速度上升至300℃, 保留20 min至样品完全流出.测试过程中每10个样品做一次平行样品.
1.4 正定矩阵因子分析法(PMF)Paatero在1993年提出了正定矩阵因子(PMF)定量源解析方法[38], 其模型原理是利用最小迭代二乘法将原始矩阵Eik分解成Aij和Bik两个因子矩阵和残差矩阵εik.PMF通过对原始矩阵Eik进行多次计算分解, 获取最优矩阵A和B, 进而使得目标函数Q达到最小值.模型基本公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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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ik为第i个样品第k个污染元物的含量; Aij为第i个样品在第j个源中贡献; Bik为第k个污染物在第j个源中贡献含量, σik表示Eik不确定度.
本次研究采用EPA PMF 5.0软件进行污染源解析, 在操作过程中需要输入污染物含量值和污染物不确定度的值[24, 39].不确定度的值有两种, 当污染物含量小于或等于相应的方法检出限(MDL)时, 不确定度的值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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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当污染物含量大于相应的MDL时, 不确定度的值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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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式中, σ为相对标准偏差; C为污染物含量; MDL为方法检出限[39].
另外本研究还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多变量统计分析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包括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中位数、偏度、峰度和变异系数等.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Arcgis 10.6软件进行污染源分析和制图.
1.5 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方法利用PMF模型对每个污染源的人体健康风险贡献进行定量分析, 定量分析数学表达式如式(5)~(14)所示[37].各公式参数值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40]以及伯鑫等[41]和郭瑾等[42]的研究结果.其中风险暴露途径主要为经口摄入、皮肤接触和呼吸吸入这3种.表 1为各污染物3种暴露途径的非致癌参考剂量和致癌斜率因子, 表 2为人体健康风险评价相关参数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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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重金属和PAHs的非致癌参考剂量(RfD)和致癌斜率因子(SF) 1) Table 1 Reference dose (RfD) and slope factor (SF) of HMs and PAH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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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体健康风险评价相关参数取值 Table 2 Values of relevant parameters in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
式中, Conij是第i个元素第j种来源的含量; Con(CR经口)ij是第i个元素第j种来源的经口途径致癌风险; Con(HQ经口)ij是第i个元素第j种来源的经口途径非致癌风险; Con(CR皮肤)ij是第i个元素第j种来源的皮肤接触途径致癌风险; Con(HQ皮肤)ij是第i个元素第j种来源的皮肤接触途径非致癌风险; Con(CR呼吸)ij是第i个元素第j种来源的呼吸吸入途径致癌风险; Con(HQ呼吸)ij是第i个元素第j种来源的呼吸吸入途径非致癌风险; Con(CRk)ij是第i个元素第j种来源的3种途径致癌风险; Con(HIk)ij是第i个元素第j种来源的3种途径非致癌风险; Con(Total-CRk)ij是第i个元素第j种来源的总致癌风险, Con(Total-HIk)ij是第i个元素第j种来源的总非致癌风险.
2 结果与讨论 2.1 土壤重金属和PAHs含量及分布 2.1.1 重金属含量及分布特征首钢污染场地中超标重金属含量平均值从大到小依次为Zn (227.45 mg·kg-1)>Cr (74.2 mg·kg-1)>Pb (48.39 mg·kg-1)>Cu (33.87 mg·kg-1)>Ni (21.81 mg·kg-1)>As (7.38 mg·kg-1)>Sb (2.24 mg·kg-1)>Hg (0.52 mg·kg-1)>Be (0.49 mg·kg-1)>Cd (0.48 mg·kg-1)>Ti (0.27 mg·kg-1)(表 3).从重金属元素的平均含量来看, Be、As、Ni和Ti元素平均含量均小于当地背景值, 这与韩鹏等[43]的研究结果相同. Cd、Cu、Pb、Hg、Sb、Zn和Cr这7种重金属元素的平均含量均已超出当地土壤背景值, 最大超标倍数分别为48.37、8.91、33.9、913.04、15.12、93.66和10.91, 表明土壤已受到严重的重金属污染. 11种土壤重金属质量分数的变异系数在0.39~4.32之间, 属于中~高变异.除重金属Ti和Be外, 其余9种重金属都出现了较多的异常值, 表明土壤重金属质量分数受钢铁厂人类活动影响强烈, 区域差异明显.从金属的统计分析结果可见, 外源重金属, 尤其是Cd、Hg、Pb、Zn和Cu元素超标率均>50%, 已经对研究区土壤产生了极大的污染, 需对其污染程度及其污染来源进行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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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土壤重金属含量描述性统计1)(n=130)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oil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s (n=130) |
从130个采样点11种重金属含量空间分布可以看出(图 2), 不同重金属的污染分布情况不同, 重金属As、Be、Ni和Ti超标点位较少, 主要呈点源污染.Hg在整个场地内均显示超标, 但最大含量主要分布在焦化厂附近. Cd、Cr、Cu、Pb、Sb和Zn的含量超标点位较多, 在场地内分布广泛, 但较大的超标点位主要集中在炼钢厂、炼铁厂、焦化厂和型材厂附近, 表明超标重金属含量与生产工艺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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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表层土壤130个采样点11种重金属含量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leven heavy metals concentrations at one hundred and thirty sampling sites of the topsoil |
研究场地内采集的土壤样品16种PAHs(Σ16PAHs)均有检出, Σ16PAHs总量分布在0.04~1 099.56 mg·kg-1之间, 平均值为45.26 mg·kg-1(表 4).其中低环(2~3环)PAHs含量分布在0.017 5~602.1mg·kg-1之间, 平均为17.92mg·kg-1, 占Σ16PAHs含量的39.6%.中-高环(4~6环)PAHs含量分布在0.022 5~497.46mg·kg-1之间, 平均含量分别为27.34 mg·kg-1, 占Σ16PAHs量的60.4%, 场地内PAHs以中-高环为主(4~6环). 7种致癌PAHs的含量分布在0.02~340.76 mg·kg-1之间, 平均为18.04 mg·kg-1, 占Σ16PAHs含量的39.86%. Maliszewska[44]根据欧洲国家土壤PAHs数据建立了土壤PAHs污染评价标准.依据该标准, 目标场地内128个采样点处Σ16PAHs含量大于污染临界值0.2 mg·kg-1, 91个采样点Σ16PAHs含量大于1 mg·kg-1, 表明场地内表层土壤受到严重PAHs污染.PAHs空间分布特征表明(图 3), 研究场地内表层土壤PAHs在整个区域均显示为超标, 污染呈片状, 含量最大采样点主要位于焦化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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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土壤多环芳烃含量的描述性统计1)(n=130) Table 4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oil PAHs concentrations(n=1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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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表层土壤130个采样点2~3环、4~6环PAHs及16PAHs总含量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AHs contents in 2-3 ring, 4-6 ring, and 16PAHs in one hundred and thirty sampling sites of topsoil |
利用相关性分析能够划分出具有相似来源的土壤元素[45].重金属Cd、Cu、Pb、Ti和Zn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性相关(P < 0.05), 表明这5种金属具有相似的来源, 其中Pb和Zn呈极显著性相关(P < 0.01), 相关系数为0.699, 表明这2种金属具有相同来源(表 5). Ni、As和Cr均呈极显著性相关(P < 0.01), 但As和Cr呈极显著性负相关(P < 0.01), 表明这3种金属的来源具有相似性.Sb与Cu呈极显著性相关, 相关系数为0.434, 但Sb与其他金属无相关性.Be与Zn, Pb均呈显著性相关(P < 0.05), 表明这3种金属具有相似来源.Hg除了与Ni呈显著性负相关外(P < 0.01), 与其他重金属无相关性, 但与16种PAHs均呈极显著性相关(P < 0.01), 相关系数在0.545~0.907之间, 表明Hg与16种PAHs具有相同来源. 16种PAHs两两之间均呈极显著性相关(P < 0.01), 相关系数在0.375~0.998之间, 表明16种PAHs具有相同来源.由相关性分析可知重金属来源具有多样性, 而PAHs来源较为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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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1种重金属和16种多环芳香烃相关性分析1)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leven heavy metals and sixteen PAHs |
2.2.2 实测污染物含量值与模型预测值拟合结果
利用PMF模型进行污染源解析时需要运用模型进行反复多次地运算, 以使模拟值与实测值具有最优的相关性, 获取最小Q值, 进而得到最优的因子数.为了精确获得目标函数Q的最小值, 将Fpeak设置为-0.52, 因子迭代次数为20.PMF模型模拟所得Cd、Cu、Hg、Sb、BaA、BaP、Fla和Pyr这8种污染物的预测含量与实测含量之间的相关性显示(图 4), Sb、BaA、BaP、Fla和Pyr的实测含量与预测含量间的相关性较好, r2分别为0.967、0.907、0.828、0.934和0.972, 拟合程度最高.Cd、Cu和Hg的实测含量与预测含量间的相关性r2分别为0.48、0.537和0.66, 拟合程度较好.结果显示利用该解析值能够满足模拟结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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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正定矩阵因子模型(PMF)预测所得重金属和PAHs含量与实测含量对比 Fig. 4 Comparisons of observed content and predicted values from the posi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PMF) model |
由于As、Be、Ni和Ti平均含量不超过背景值, 含量超过背景值的采样点较少, 分别为22%、4%、15%和2%, 且As和Ni的含量平均值不超过一类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表 3), 可以推测这4种重金属主要为自然来源.为了精确确定重金属及PAHs的污染来源, 采用PMF模型对130个采样点中Hg、Cu、Cr、Pb、Zn、Sb和Cd这7种超标重金属和16种PAHs的数据集进行污染来源识别.在因子可解释性较强, Q值较低(4.3)的基础上, 本研究选取了4个主因子(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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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正定矩阵的7种重金属和16种PAHs主因子分析 Fig. 5 Contribution of different sources to seven heavy metals and sixteen PAHs based on posi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analysis |
16种PAHs和Hg主要在因子1和因子3上具有较高载荷.其中Phe (81.3%)、Fla (66.8%)、BaA (70.1%)、Chry (70.1%)、BbF(80.7%)、BkF (80.7%)、BaP (73.3%)、InP (79.4%)、Pyr (64.8%)和BghiP (78.2%)这10种PAHs在因子1上载荷最高, 且主要为高环(4~6环) PAHs.前人研究显示4环及以上的PAHs主要来自于煤等化石燃料的燃烧[46, 47].从130个采样点高环PAHs分布情况可以看出, 焦化厂附近高环芳香烃的含量最高, 这与焦化厂生产过程中使用大量的煤炭作为燃烧源有关.Hg (72.9%)、Nap (84.4%)、Ace (85%)、Acy (85.8%)、Flu (85.1%)、Ant (84.2%)和BaA (79.4%)这7种污染物在因子3上载荷最高.Hg是煤炭燃烧的标识物[48, 49], 首钢场地内Hg在全区内均有污染, 且污染含量最大处同样位于焦化厂, 随后Hg随着大气沉降在整个场地表层沉积, 致使地表土壤Hg含量超标.查阅首钢场地生产历史显示场地内并无石油泄漏来源, 由于首钢场地生产历史长, 推测这些低环PAHs主要是由高环PAHs沉降至地表后经过长时间的物理化学作用降解而成, 因此首钢工业场地内16种PAHs均来源于煤炭燃烧.因子1和因子3代表煤炭燃烧源.
Cu、Cr、Pb和Zn这4种重金属在因子2上载荷最高, 分别为70.5%、90.2%、75.2%和71.5%.从Pb和Zn在场地内分布情况可知(图 2), 这两种金属在炼铁厂和高炉附近含量较高.高炉炼铁产生的炉灰含有大量的铅锌及其氧化物, 这些炉灰在炼铁厂和高炉附近沉降会提高表层土壤Pb和Zn的含量.Cu同样也是炼铁高炉烟尘中的主要重金属.Cr含量最大的点位主要位于场地内西南地区, 该区域内含有第一、三炼钢厂和燕山水泥厂.Cr是炼钢工艺的主要添加剂, 同时利用各种冶金渣和燃煤灰渣生产水泥时也会产生大量的Pb、Cu、Zn和Cr污染[50].因此这4种重金属主要与炼钢、炼铁和水泥生产等工业活动有关, 因子2代表冶炼源.
Cd和Sb这2种重金属在因子4上具有较高载荷, 分别为96.6%和79.3%.土壤中Cd的来源较多, 工业生产活动和人类活动等均会对土壤中Cd含量产生影响. 130个采样点分布显示Cd含量最大值主要位于研究区西北部, 该区域临近阜石路, 晏星等[51]对北京城区交通边缘带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显示, 交通干道两边土壤中Cd的污染含量最高, 因此推测Cd主要为交通和人为活动来源.Sb含量超过北京市土壤重金属背景值的采样点主要位于首钢运输轨道附近, 推测同样为交通来源.因此因子4代表交通来源.
图 6为130个采样点中3种污染物源对土壤中7种污染重金属和16种PAHs平均含量的贡献率.其中冶炼源贡献了最多的污染物, 占130个采样点污染物平均含量的90.61%.煤炭燃烧源对130个采样点污染物平均含量的贡献率为8.46%, 主要集中在焦化厂附近.交通来源贡献了130个采样点污染物平均含量的0.94%.由此可见冶炼和煤炭燃烧是造成土壤重金属污染和PAHs污染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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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饼图是3种污染源对130个采样点中7种重金属和16种PAHs的平均含量的贡献率(占比) 图 6 130个采样点中3种污染源对重金属和16种PAHs含量的贡献比值 Fig. 6 Contribution ratio of three pollution sources to heavy metal and sixteen PAHs contents in 130 sampling sites |
US EPA提出一般可接受的致癌风险水平为1×10-6, 可接受的致癌风险水平上限为1×10-4[52]. 130个采样点内污染重金属Cd和7种致癌PAHs的致癌风险值分布显示[图 7 (a)], 超过致癌风险限制值(1×10-4)的采样点主要为S14、S21、S22、S25和S99, 致癌风险值分别为15.9×10-4、8.2×10-4、7.25×10-4、6.25×10-4和3.46×10-4. 7种致癌PAHs是影响场地内土壤致癌风险的主要污染物. 7种PAHs(Σ7PAHs cars)的致癌平均值为3.52×10-5, 主要产生致癌风险的污染物为BaP[图 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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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30个采样点Cd和7种PAHs的致癌风险值及其平均值 Fig. 7 Carcinogenic risk values and their mean values for Cd and seven PAHs at one hundred and thirty sampling sites |
一般认为非致癌风险指数大于1时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40].重金属Pb、Zn、Cu和Cr的非致癌风险值在多个采样点内大于1[图 8 (a)], 其平均非致癌风险分别为0.79、6.19、0.63和0.76[图 8 (b)].Zn是影响场地内非致癌风险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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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30个采样点重金属和PAHs的非致癌风险值及平均值 Fig. 8 Hazard index value and their mean values for heavy metals and PAHs at one hundred and thirty sampling sites |
130个采样点的7种超标重金属和16种PAHs的致癌风险值分布在4.17×10-6~39.38×10-4之间[图 9 (b)].其中重金属和多环芳香烃致癌风险值超过可接受水平上限(1×10-4)的采样点主要分布在焦化厂附近.利用PMF模型获取3种污染源的致癌风险值及其对总致癌风险的贡献率显示[图 9 (b)], 130个采样点中煤炭燃烧源的平均致癌风险值为2.16×10-4, 对总平均致癌风险值的贡献率为50.26%. 130个采样中点冶炼源的平均致癌风险值为1.44×10-4, 对总平均致癌风险值的贡献率为42.96%. 130个采样点中交通源的平均致癌风险值为9.01×10-6, 对总平均致癌风险值的贡献率为6.78%.煤炭燃烧源和冶炼源平均致癌风险超过致癌风险水平上限(1×10-4).图 9(b)中大饼图为3种污染源对130个采样点总平均致癌风险(130个采样点中7种重金属和16种PAHs的平均致癌风险)的贡献率(占比), 图 9(b)中小饼图为3种污染源对每个采样点致癌风险(每个采样点中7种重金属和16种PAHs的致癌风险)的贡献率(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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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130个采样点总致癌风险、总非致癌风险及3种污染源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贡献率 Fig. 9 Total carcinogenic risk and total hazard index in one hundred and thirty sampling sites and the contribution rates of carcinogenic risk and hazard index of three pollution sources |
130个采样点内3种途径的非致癌风险值分布在0~32.23之间[图 9 (c)], 非致癌风险值大于1的采样点主要位于焦化厂内.PMF模型计算3种污染源的非致癌风险贡献率显示[图 9 (d)], 130个采样点中煤炭燃烧源的平均非致癌风险值为0.22, 对总平均非致癌风险贡献率为14.63%. 130个采样点中冶炼源的平均非致癌风险值为0.834, 对总平均非致癌风险贡献率为56.43%. 130个采样点中交通源的平均非致癌风险指数为0.44, 对总平均非致癌风险贡献率为29.25%. 3种污染源的平均非致癌风险均未超过可接受水平上限.图 9(d)中大饼图为3种污染源对130个采样点的总平均非致癌风险(130个采样点中7种重金属和16种PAHs的平均非致癌风险)贡献率(占比), 图 9(d)中小饼图为3种污染源对每个采样点非致癌风险(每个采样点中7种重金属和16种PAHs的非致癌风险)的贡献率(占比).
3 讨论Gao等[34]对宝钢场地内重金属分析显示: Zn、Pb、Cr和Cu的含量分别为: 220.8、190.8、156.1和32.17 mg·kg-1.谢团辉等[53]对闽西某钢铁厂重金属研究显示: Zn、Pb、Cr和Cu的含量分别为499、200.4、46.31和34.54 mg·kg-1.与这两个钢铁场地重金属含量相比, 首钢场地内主要超标重金属含量相对较低.但与韩鹏等[43]对首钢场地及周围土壤重金属Zn(82.63 mg·kg-1)、Pb(29.36 mg·kg-1)、Cr(65.39 mg·kg-1)和Cu (23.93 mg·kg-1)的分析相比, 本次分析所得重金属含量较高, 这与韩鹏等采集的样品包括了首钢周边居民区的土壤, 而这些样品中的重金属含量较低有关.前人统计分析了杭州钢铁厂, 福建钢铁厂和南京钢铁厂场地内16种PAHs的总含量平均分别为1.435、5.085和4.292 mg·kg-1[46, 54], 均远小于首钢场地内16种PAHs平均含量45.26 mg·kg-1, 首钢场地内较高的PAHs含量与焦化厂生产周期较长有关.
钢铁场地内重金属的来源较多, 谢团辉等分析显示闽西某钢铁厂内Pb、Cd、Cu、Zn和As主要受炼钢厂排放的污染物影响, Cr和Ni主要受成土母质的影响.韩鹏对首钢及周边土壤重金属分析表明Ni和As主要来自成土母质, Cu、Zn、Pb和Cd这4种金属主要来自工业冶炼和交通排放源, Cr受成土母质和人为污染共同控制, 这与本次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但本次研究结果显示首钢场地内土壤中的汞与焦化厂燃煤有关, 而韩鹏等认为首钢及周围场地内土壤中的Hg主要为外源污染.造成该分析结果不同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本次研究仅对首钢工业场地内的土壤Hg含量进行了测试, 未对场地周围地区土壤进行采样分析, 因此分析结果与韩鹏等人研究略有不同.
定量分析首钢工业场地内3种污染源对人体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 煤炭燃烧源(占污染物平均含量的8.46%)对研究场地内表层土壤重金属和16种PAHs的平均总致癌风险贡献率最高, 达到50.26%.冶炼源(占污染物平均含量的90.61%)对平均总非致癌风险的贡献率最高, 为56.43%, 同时冶炼源还贡献率了42.96%的平均总致癌风险.由此可见煤炭燃烧源和冶炼源是造成钢铁生产场地内重金属和PAHs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超过可接受水平上限的关键因素.需要注意的是, 交通源占污染物平均含量的比例较低, 为0.94%, 但贡献了6.78%的平均总致癌风险和29.25%的平均总非致癌风险, 同样需要密切关注.因此, 对于相似的钢铁生产企业, 应尽量使用清洁能源以降低重金属和PAHs的致癌风险, 同时应优化钢铁冶炼工艺以降低钢铁生产场地内土壤重金属和PAHs的非致癌风险.另外对于新建钢铁生产场地选址时应尽量远离交通运输道路.
4 结论(1) 研究场地内重金属和PAHs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超标现象, 其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污染物主要为Cd、Hg、Pb、Zn和Cu, 130个采样点处16种PAHs含量大于污染临界值0.2 mg·kg-1, 其中焦化厂是该场地内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
(2) PMF模型将7种污染重金属和16种PAHs的来源分为煤炭燃烧源、冶炼源及交通源, 各污染源在平均污染物含量的占比分别为8.46%, 90.61%和0.94%.煤炭燃烧源和冶炼源是造成首钢工业场地重金属和PAHs含量超标的主要因素.其中BaP和Zn分别是影响人体致癌风险和非致癌风险的主要污染物.
(3) 基于污染源的人体健康风险定量分析显示, 煤炭燃烧源贡献了50.26%的平均总致癌风险, 冶炼源贡献率了56.43%的平均总非致癌风险.这两种污染源是影响钢铁场地内土壤重金属和PAHs人体健康风险的主要因素.
(3) 基于污染源的人体健康风险定量分析显示, 煤炭燃烧源贡献了50.26%的致癌风险, 冶炼源贡献率了56.43%的非致癌风险.这两种污染源是影响钢铁场地内土壤重金属和PAHs人体健康风险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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