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州 510640;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2.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640, China;
3.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突发水污染是最常见、剧烈的“瞬态污染”, 且污染物的排放通常没有固定的方式及途径.突发水污染危害水生态环境, 导致生态失衡, 且严重影响水资源的有效利用, 从而威胁人类健康及生命财产安全[1, 2]. 2012年1月13日龙江河发生突发性镉污染事件, 约21 t的镉被排放至龙江河中, 龙江拉浪电站坝首前200 m处镉浓度高达405 μg·L-1, 超过《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5 μg·L-1)约80倍.重金属镉具有长期性、累积性、高毒性、隐蔽性、潜伏性和不可逆性等特点, 由于重金属污染物在环境中难以降解, 故可随着食物链发生迁移和累积[3]并富集到更高营养级的生物体内, 出现生物放大的现象[4, 5].鱼类能长期从水体和沉积物中积累富集镉[6, 7], 从而对镉在生物圈中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产生影响.以往研究表明, 鱼类重金属富集程度与水体中不同区域污染的严重程度息息相关, 且不同重金属在鱼类的不同器官中具有不同的富集特征. Wei等[8]和Yi等[9]分别研究鄱阳湖和长江中水生生物对镉等重金属的富集, 发现生活于水体底部沉积物附近的鱼各组织部位中相比于水体上部的鱼积累更多的镉等重金属, 且进一步研究表明鱼类肝脏、肾脏对镉等重金属或具有更强的富集作用[10~12].鱼类是人们食用的最主要的水产品之一, 富含对人体健康有益的高蛋白、低饱和脂肪酸和奥米伽脂肪酸, 是人体蛋白质的重要来源[13].镉沿着食物链的生物累积作用会引发人体健康风险, 因而摄入重金属污染鱼类的量超过允许/每日推荐摄入量时, 存在一定的人体健康风险[14, 15]. FAO/WHO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制定人体对镉的周允许摄入量限值(PTWI)为7 μg·kg-1[16].有研究进一步表明, 重金属镉造成组织损伤[17]和扰乱生物体内的各种生理过程主要和镉对在多数酶的功能和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巯基有很强的亲合力有关[18].
突发性重金属污染发生后, 鱼类通过呼吸、摄食等途径从污染水体蓄积重金属, 因此有必要研究突发性镉污染事件后食物链最顶层消费者的人类食用鱼类的镉累积特性.为此, 本文将以广西龙江水系鱼类为研究对象, 分析鱼类重金属镉含量分布特征, 探讨镉在不同鱼类体内的积累特征, 以期为保障突发性重金属污染事件发生后人们食用鱼类的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降低因大量食用鱼类引起的重金属健康危害.
1 材料与方法 1.1 鱼类样品采集与处理于2012年2月至2013年12月进行6次鱼类资源调查, 即于2012年的2、3、7、12月, 2013年8月和12月对龙江鱼类进行采样, 6次调查中采集73种鱼类共699个样品, 具体的采样点见图 1, 其水体化学组成和鱼类及样品数分别见表 1和表 2.本研究中采用的不同组织器官为:肌肉、鳃、肝、肾、肠、鳞、卵, 选择55个鱼类样品作为分析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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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龙江采样布点示意 Fig. 1 Sampling plan of Longjiang Ri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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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龙江水化学组成 Table 1 Hydrochemical composition of river water in Longji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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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龙江鱼类和样品数 Table 2 Fish species of Longjiang and number of fish samples |
1.2 鱼类样品分析
在室内对采集的样本:鱼类的肌肉、不同器脏等组织进行切片分析与重金属分析.准确称取鱼类样品1.000 0 g到聚四氟乙烯试管中, 加入20 mL HNO3加盖放置过夜后, 将聚四氟乙烯试管放入石墨消解炉(PE50-48)中, 逐步升温至120℃并加热2 h, 随后取出聚四氟乙烯试管充分冷却后加入3~5 mL HClO4直至样品完全溶解, 然后加入5 mL HNO3继续加热至溶液剩余1~2 mL, 转移至25 mL比色管中, 定容并摇匀后, 采用一次性针筒抽取约10 mL溶液通过0.25 μm聚醚砜过滤至15 mL塑料离心管中, 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PE AAanalyst 800)分析测定.本实验消解所用试剂均为优级纯, 水为超纯水.
1.3 生物富集系数生物富集系数(BAF)是生物体内重金属镉的含量(Cf, mg·kg-1)与其所生存的水体环境中镉含量(Cw, mg·kg-1)的比值, 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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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过程中, 设置系统空白, 按照10%的原则进行平行样品测试, 利用加标回收方法进行质量控制, 每隔10个样品设置2个有证标准物质(GBW-10020)进行质量控制, 其中加标回收率范围为89.12%~109.10%, 符合重金属分析质量控制的相关要求.本研究采用SPSS 19.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处理数据, 当P<0.05时, 为显著, 否则为不显著.数据绘图主要采用Origin 8.1.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河段鱼类镉含量分布由图 2可知, 不同河段前3次调查中鱼类肌肉镉含量显著高于后3次调查中鱼类肌肉镉含量(P<0.05), 且后3次调查中鱼类肌肉镉含量均已降至国家食品安全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2)鱼类镉的限制值(0.1 mg·kg-1)以下. 2012年2月至2013年12月的6次调查中不同河段鱼类肌肉镉含量的分布特征可能与龙江水体及沉积物镉含量有关.前3次调查结果和总体情况显示, 重污染河段(S3~S7)镉含量均最高, 其次依次为中低污染河段(S8~S12)、受影响河段(S13~S17)、可能受影响河段(S18~S20)和背景河段(S1与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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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河段鱼类镉含量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Cd in fish from different sections |
由图 3可知, 草食性鱼类不同组织镉的含量大小依次为肾 > 肝 > 肠 > 鳃 > 卵 > 鳞 > 肌肉, 这与Qiu等[19]和刘芳芳等[20]的研究结果一致, 且肾的镉含量高达12.04 mg·kg-1, 显著高于任何其他组织(P<0.05), 为肌肉含量的103.33倍; 肝脏、肠、鳃的镉含量, 分别为4.15、2.20和0.92 mg·kg-1, 且依次是肌肉含量的35.62、18.89和7.85倍, 其中镉含量最低的肌肉为0.12 mg·kg-1.对杂食性鱼类不同组织器官进行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果, 且相比于草食性鱼类同个组织器官, 杂食性鱼类的组织器官具有更高的镉含量, 尤其是肾, 肠和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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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食性鱼类不同组织器官镉含量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Cd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fish with different feeding habits |
肉食性鱼类不同组织镉的含量从大到小依次为:肾 > 肝 > 肠 > 鳃 > 卵 > 肌肉, 肾的镉含量最高, 且显著高于其他组织镉含量(P<0.05), 是肌肉镉含量的30.10倍; 肾、肝、肠、鳃和卵镉含量均较大, 且其含量大小与草食性和杂食性鱼类肾、肝、肠、鳃和卵镉含量相一致.肝脏(5.30 mg·kg-1)、肠的镉含量(3.30 mg·kg-1)和鳃的镉含量(2.80 mg·kg-1)分别为肌肉镉含量的11.69、7.28和6.18倍; 其中镉含量最低的是肌肉, 为0.45 mg·kg-1.各鱼类组织器官镉含量差异性, 可能与不同鱼种的自身代谢能力和不同组织或器官对重金属的亲和性等有关[21, 22].
总体上, 不同食性鱼类镉的含量大小排序为:杂食性 > 肉食性 > 草食性, 这也表现出生物累积放大的现象.
2.3 不同生活水层鱼类不同组织器官镉含量分布由图 4可知, 中上层鱼类不同组织镉的含量大小排列为:鳃 > 肾 > 肌肉, 其中鳃和肾中镉的含量分别为4.67 mg·kg-1和4.50 mg·kg-1, 均显著高于肌肉组织(P<0.05);相反肌肉镉含量最低, 为0.56 mg·kg-1.中下层鱼类不同组织镉的含量大小依次为:肾 > 肝 > 肠 > 鳃 > 卵 > 鳞 > 肌肉, 中下层鱼类肾的镉含量均显著高于其他组织(P<0.05).其中肾的镉含量最高, 相反肌肉具有最低的镉含量, 而肝脏, 肠和鳃的镉含量分别是2.55、2.52和1.22 mg·kg-1.底层鱼类不同组织镉的含量则与中下层的鱼类各组织镉的含量呈一致性, 这可能与中下层和底层鱼类均更接近河底沉积物以及它们相似的生理代谢功能有关.其中底层鱼类肾, 肠, 肝脏镉含量分别为20.24、7.70和3.90 mg·kg-1, 底层鱼类肠和肝组织镉的含量均高于中上层和中下层鱼类的.总体上, 鱼类同一组织器官镉的含量根据不同水层鱼类依次为:底层鱼类 > 中下层鱼类 > 中上层鱼类, 而在3个水层中鱼体的肾、肝脏、肠、鳃等器官组织均表现出更高的蓄积镉的能力, 相反鱼的肌肉的镉累积能力均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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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生活水层鱼类不同组织器官镉含量分布 Fig. 4 Distribution of Cd in different tissues of fish with different living water layers |
由图 5(b)和5(d)可知, 不同食性鱼类肌肉镉的含量大小排序为:杂食性 > 肉食性 > 草食性.杂食性鱼类、肉食性鱼类和草食性鱼类肌肉镉含量(mg·kg-1)的平均值分别为0.2935(0.0015~9.5)、0.223 3(0.000 05~3.6)和0.1819(0.000 05~1.1).这表明营养级不同重金属的蓄积能力不同, 鱼类对重金属的蓄积能力随营养级提高而提高.据图 5(c)和5(e)可知, 不同生活水层鱼类肌肉镉的含量大小排序为:底层鱼类(均值:0.288 7 mg·kg-1, 范围:0.001 5~9.5 mg·kg-1) > 中下层鱼类(均值:0.271 6 mg·kg-1, 范围:0.000 05~3.6 mg·kg-1) > 中上层鱼类(均值:0.176 1 mg·kg-1, 范围:0.000 05~1.3 mg·kg-1).这与不同深度的鱼类所处的水环境有关, 其中底层鱼类更易接触含镉沉积物, 因而肌肉平均镉含量高于中下层鱼类和中上层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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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坐标时间为日期(年-月) 图 5 不同时期鱼类镉含量分布, 不同时期不同食性鱼类镉含量分布和不同时期不同水层鱼类镉含量分布 Fig. 5 Cadmium concentration of the fish species, different tissues of fish with different feeding habits, and different tissues of fish with different living water layers in different stages |
由图 5(a)可知, 污染事件发生后到2012年7月这段时期, 鱼类肌肉中镉含量比较高. 2012年2月、2012年3月和2012年7月采集到的鱼类肌肉中镉平均含量分别为0.427 2、0.495 0和0.478 7 mg·kg-1, 前3次鱼类肌肉中镉含量均显著高于后3次的调查结果(P<0.05).这表明广西龙江镉污染对鱼类镉含量的累积有显著影响, 但并未随着时间延长出现持续累积放大现象.草食性、肉食性、杂食性鱼类肌肉在前3次调查中镉平均含量分别为0.289 5、0.261 0和0.523 8 mg·kg-1, 均显著高于后3次的调查结果(P<0.05).杂食性鱼类受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影响较大, 草食性次之, 肉食性相对较小.这表明镉在食物链各级均有积累, 营养级不同重金属的蓄积能力不同, 但鱼类肌肉对镉的蓄积水平并没有随食物链等级的增加而放大.
2.5 鱼类镉富集特征由图 6可知, 不同食性鱼类肌肉中镉平均富集系数BAF从大到小依次为杂食性、肉食性和草食性, 分别为5.15、6.33和8.32, 且杂食性鱼类肌肉对镉的富集系数显著高于肉食性和草食性(P<0.05).这说明杂食性鱼类受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影响较大, 肉食性鱼类次之, 草食性鱼类最小.不同生活水层鱼类肌肉中镉平均富集系数大小排序为:底层鱼类(8.18) > 中下层鱼类(7.70) > 中上层鱼类(4.99).其中, 底层和中下层鱼类肌肉对镉的富集系数均显著高于中上层鱼类的(P<0.05).这表明受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影响最大的为底层鱼类, 其次为中下层鱼类, 最小的为中上层鱼类, 相应地肉食性和杂食性鱼类重金属含量均较高, 而草食性鱼类重金属含量水平较低.这可能与食物链中处于高营养级的生物富集能力要强于低营养级的生物, 而肉食性和杂食性鱼类在食物链中处于较高的营养级有关. Ahmad等[15]、Chi等[23]和盛蒂等[24]进一步证实了其它肉食性和杂食性鱼类肌肉对重金属的富集水平要高于草食性鱼类.同样, 这与不同食性鱼类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 草食性鱼类多在水体中上层活动, 而肉食性鱼类和杂食性鱼类多栖息于水体中下层, 大量的重金属可能通过迁移转换储藏在沉于水体沉积物中, 而肉食性和杂食性鱼类摄食过程中可能吞食大量被含重金属镉的沉积物, 从而导致肉食性和杂食性鱼类体内对重金属镉的富集程度较高[4, 25, 26].而本研究结果显示杂食性鱼类对镉的富集系数高于肉食性的, 这与突发镉污染事件后, 施加PAC絮凝剂促使水体镉定向地转化为沉积物镉, 使镉污染风险发生转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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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鱼类镉的富集系数 Fig. 6 Bioaccumulation factors of Cd in fish |
龙江广西境内淡水鱼类290种, 隶属于144属37科15目, 其中柳江鱼类170种, 隶属93属23科11目[27].这些鱼类中, 骨鳔类(Ostariophsi)计136种, 占全部的84%, 构成了柳江鱼类的主体.龙江沿河两岸的厂矿企业生产废水和居民生活污水大部分未经处理便直接排入河中, 导致龙江水体受到较大污染, 鱼类等生物资源逐年变少[28], 流域上中下游用水矛盾日益突出, 生态环境脆弱. 2012年突发事件发生后导致大量的镉排入龙江后, 大面积的水体污染出现, 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 其中对鱼类的影响是最为严重的.前3次调查中鱼类各组织器官比后3次中具有更高的镉含量, 这表明龙江突发镉污染事件对龙江鱼类的影响持续了一段时间.同样, 龙江中各河段镉含量大小依次为:重污染河段(S3~S7)≫中低污染河段(S8~S12)>受影响河段(S13~S17)>可能受影响河段(S18~S20)>背景河段(S1与S2).这结果进一步表明, 不同河段对鱼类的富集累积效果不同, 主要与不同河段污染程度不同有关.
上述结果表明, 草食性、肉食性和杂食性鱼类不同组织器官镉的含量大小依次为肾 > 肝 > 肠 > 鳃 > 卵 > 鳞≈肌肉.同样地, 有其他研究同样表明污染水体中鱼类的肾、肝对镉的累积量高于其他器官, 这可能与不同组织或器官对重金属的亲和性和鱼内组织或器官代谢能力不同等有关. Atobatele等[29]研究尼日利亚艾坝水库中的鱼类的器官对镉、汞、铅的累积也发现了相似的现象, 镉在各器官中的含量大小依次为肾 > 肝 > 腮≥肠≥肌肉.鱼类肌肉部分是人类可食部分, 对人类健康极其重要, 草食性, 肉食性和杂食性鱼类肌肉镉含量分别为0.181 9、0.223 3和0.293 5 mg·kg-1.不同食性的鱼类肌肉对镉的累积能力不一, 这与3种类型的鱼类所处的营养级不同有关.本研究结果表明, 根据不同水层鱼类划分, 不同组织器官对镉的吸收累积效果从大到小依次为:底层鱼类 > 中下层鱼类 > 中上层鱼类.镉污染突发事件发生后, 添加聚合氯化铝(PAC)等以及河底沉积物对镉的吸收和共沉淀导致沉积物截留更多的重金属镉.而在本研究中, 底层和中下层鱼类更易生活接触河底沉积物, 因而底层和中下层鱼类相比中上层具有更高的镉含量.其中3种类型鱼类肌肉镉含量同样呈一致性, 即底层鱼类(均值:0.288 7 mg·kg-1) > 中下层鱼类(均值:0.271 6 mg·kg-1) > 中上层鱼类(均值:0.176 1 mg·kg-1).此外, 污染事件发生后到2012年7月这段时期鱼类肌肉中镉含量均显著比2012年12月、2013年8月和2013年12月所采集到的鱼类肌肉中镉平均含量高, 这表明突发镉污染事件后鱼类肌肉富集累积镉, 对人类健康造成潜在的威胁.
本研究同样表明不同食性鱼类肌肉中镉平均富集系数BAF从大到小依次为杂食性, 肉食性和草食性.鱼类肌肉对重金属的累积与具体的鱼种有关[11], 但总体而言, BAF的大小顺序与重金属沿食物链传递放大相一致.鱼类生活在水域环境中的重金属污染状况直接影响着鱼体重金属的含量水平以及河底沉积物同样影响着栖息于底层甚至中下层鱼类[30].此外, 不同鱼类对镉的吸收累积能力不同, 与不同组织器官对重金属镉的亲和力和代谢能力不同相关.这也是导致不同组织器官尤其是鱼类肌肉对镉的富集累积具有显著性差异的原因.
4 结论(1) 草食性、杂食性和肉食性鱼类不同组织镉的含量水平高低顺序均基本呈现一致性, 依次为:肾 > 肝 > 肠 > 鳃 > 卵 > 鳞 > 肌肉, 其中肾组织镉的含量显著高于其他组织(P<0.05);不同食性鱼类组织器官镉的含量大小排序为:杂食性 > 肉食性 > 草食性.镉在食物链各营养级均有积累, 营养级不同重金属的蓄积能力不同.
(2) 污染事件发生后的2012年2月至2012年7月之间3次调查中鱼类肌肉中镉平均含量(0.467 0 mg·kg-1)显著高于2012年12月、2013年8月以及2013年12月的后3次调查的结果, 表明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对鱼类镉含量的累积有显著影响; 不同生活水层鱼类在不同组织器官镉的含量大小依次为:底层鱼类 > 中下层鱼类 > 中上层鱼类.受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影响较大主要为底层鱼类, 中上层和中下层相差不大.
(3) 不同食性鱼类肌肉中镉平均富集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杂食性, 肉食性和草食性; 在不同水层生活的鱼类的肌肉中镉平均富集系数从大到小依次为底层鱼类, 中下层鱼类和中上层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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