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全面推进，化学品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有了极大丰富. 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大国^[1]，化肥和农药产量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同时其使用量也居世界前两位^[2]. 化学品的丰富给人民生产、 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但与此同时，生产和使用化学品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污染物排放、 废弃物堆放，环境污染事件与事故不断发生. 2013年2月披露的“中国癌症村地图”中癌症村患癌人数多的原因与当地水土长期受到有毒化学品的污染直接相关，有毒化学品污染给人体健康带来了潜在危害与风险^[3]. 2014年9月新京报报道了内蒙古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工厂肆意向沙漠腹地排放化学废水，对当地沙漠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破坏，对地下水造成了严重污染，而且这种破坏和污染往往无法修复或修复成本巨大^[4]. 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爆炸事故，易燃易爆化学品爆炸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对人类健康以及生态安全也有很大威胁. 因此，在污染或事故发生前做好化学品的风险评价与风险管理至关重要. 化学品的风险管理需要依据风险评价结果，风险评价通常包括健康风险评价、 生态风险评价和区域风险评价这3个方面. 三者都重点关注风险源在受体上的风险表征，但在受体及风险表征尺度上有区别，健康风险评价主要评价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生态风险评价及区域风险评价则更为宏观，同时三者的评价方法也有较大区别.

本文从化学品风险评价重点关注的3个层面(健康风险、 生态风险、 区域风险)，阐述了化学品风险评价的技术流程，据此分析了我国化学品分类和管理现状，提出了以化学品本身、 主要行业企业及相关利益方三方面为管理对象的化学品风险管理体系，旨在为提高我国化学品风险评价与管理水平提供科技支撑.

为在源头上避免生产、 储存、 使用化学品给人类和自然环境带来不利影响，遏制化学品安全事故的高发态势，规避化学品潜在的健康威胁，对化学品开展风险评价与风险管理极为重要. 事实上，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化学品风险评价与管理进行了广泛研究与实践. 197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建立了“国际潜在有毒化学品登记中心(IRPTC)”，专门从事化学品全球观察和全球环境评价方面的活动，对潜在化学品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行全球性早期预报^[5]. 1976年，美国环保署(US EPA)公布了《潜在致癌物健康风险评价暂行办法和指南》，提出了有毒化学品致癌风险的评价方法^[6]，这段时期大家主要关注化学品的健康风险. 1998年，US EPA制定的《生态风险评价指南》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风险评价指导性文件，化学品风险评价也随之向生态风险评价方向发展. 近年，随着化学品危害范围变大，科学家开始关注化学品的区域风险. 总之，化学品的风险评价大致经历了从健康风险评价到生态风险评价，并向区域风险评价发展的历程.

化学品健康风险评价是我国政策规定的必备环节，《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指南》规定新化学物质申报需提交风险评估报告，新化学物质危害评估包括物理化学危害评估、 人体健康危害评估、 环境生物危害评估这3个方面. 其中，人体健康危害评估应包含毒性、 刺激性和腐蚀性、 致敏性、 重复接触毒性(亚慢性毒性、 慢性毒性)、 致突变性、 生殖/发育毒性和致癌性评估等. 健康风险评价是以风险度作为评价指标，把环境污染与人体健康联系起来，定量描述污染物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风险大小的一种评价方法^{[7, 8]}. 这种方法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1983年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编制的《联邦政府风险评价：管理进程》被认为是健康风险评价发展的里程碑. 其中提出的风险评价四段法被许多国家采用，也是我国目前健康风险评价的主流方法. 它的四大步骤为：危害鉴定、 剂量-效应评估、 暴露评价和风险表征，如图 1. 化学品的健康风险评价首先是从危害鉴定开始，确定其是否对人体健康有害. 进而对有危害的化学品进行剂量-效应评估和暴露评价. 风险表征则是利用前3阶段所得数据，估算不同剂量化学品在不同暴露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健康危害的强度或概率.

危害鉴定. 主要是明确化学品可能产生的健康危害，任务是收集化学品相关信息，鉴别潜在化学品. 这种危害包括短期内暴露在某一种化学品下发生的急性或亚急性毒性危害以及长期暴露造成的慢性毒性危害. 对已有的化学品，主要是依据其现有的毒理学和流行病学资料，判断其对人体健康或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程度. 对新申报的化学品，需要搜集完整、 可靠的资料，以便对剂量-效应评估结果提供支撑.

剂量-效应评估. 这是进行风险评价的定量依据，主要手段是流行病学调查和敏感动植物实验，通过数学模型进行经验外推，确定适合于人体健康的剂量-效应曲线，由此计算化学品对危险人群健康的影响. 目前，在从动植物实验向人外推时，主要采用体重外推法、 体表面积外推法或安全系数法. 从高剂量向低剂量外推时，大多采用威布尔模型、 一次打击模型、 多次打击模型、 生物药代动力学模型等^[9]. 估算模型的选择、 建立、 优化和可信度评价是当下健康风险评价领域面临的重要问题^[10].

暴露评价. 这是对人群暴露于化学品中的强度、 频率和时间进行评价及预测，也是进行风险评价的定量依据，这个过程需要分析化学品放至环境的暴露途径、 识别暴露受体及受体接触化学品的暴露途径. 一般，化学品与人体接触主要通过口(饮食)、 鼻(呼吸)和皮肤等途径. 唐荣莉等^[11]对北京城市道路灰尘重金属的健康风险进行研究，指出不同途径重金属慢性每日平均暴露量排序为：手-口摄食﹥皮肤接触﹥吸入途径.

风险表征. 这是对前3个阶段结果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估算化学品可能产生的健康危害的强度或产生某种健康危害的发生概率，并对其可信度和不确定性加以评估与阐释，最终形成报告书，为环境风险管理人员的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一般情况下，化学品的致癌风险表征是通过人体长期日摄入量 (chronic daily intake,CDI)与致癌斜率因子 (slope factor,SF)的乘积计算得出，以风险值Risk表示，即Risk=CDI×SF^[12]. 非致癌风险表征是通过暴露评价中人体长期日摄入量CDI除以慢性参考剂量 (reference dose,RfD)计算得出，以风险值HQ表示，即HQ=CDI/RfD^[13].

国内许多学者对水、 大气、 土壤中的化学品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如王若师等^[14]对东江中下游流域河源市和惠州市的乡镇饮用水源地重金属污染进行了健康风险评价，指出水库中的铬对当地成人和儿童的致癌风险较高. 周裕敏等^[12]采用低温固体吸附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的方法，对北京城乡结合地空气中挥发性有化合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健康风险进行了评价，结果发现苯、 甲苯、 乙苯是最主要的有害VOCs,致癌指数较高，非致癌危险指数为0.2342，致癌物的致癌风险为2.39×10^-7~2.21×10^-5，空气VOCs 对人体的健康影响以非致癌风险为主. 张瑜等^[15]通过对常州市某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POPs)污染的场地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研究，指出氯丹和灭蚁灵在土壤中的3条暴露途径对健康风险的贡献大小依次为：直接摄入土壤﹥皮肤接触﹥呼吸摄入. 可见，重金属、 POPs、 VOCs等常规化学品的健康风险评价应用已相对成熟. 目前，新型化学品的健康风险评价工作也在不断丰富. 但是，仅仅关注化学品的健康风险评价是不够的. 一方面，化学品健康风险评价仅考虑化学品对人群的潜在健康危害，而忽略其对其他生物的影响； 另一方面，人类的健康与周围生物的健康以及生物衍生品的安全息息相关(图 1). 人类社会需要永续发展，就需要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安全. 因此，有必要考虑化学品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进行生态风险评价.

图 1

Fig. 1

图 1 化学品的健康风险评价步骤 Fig. 1 Steps of health risk assessment for chemicals

生态风险评价与健康风险评价的主要区别是评价受体和表征的不同，生态风险侧重关注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系统功能损失的可能性. 1990年，美国环保署开始使用“生态风险评价”一词，并逐步从人体健康评价转向以种群、 群落或生态系统为受体的生态风险评价^[16]. 随后在1992年和1998年，美国EPA先后制定并修改了生态风险评价框架，使得生态风险评价工作的开展更加规范. 化学品生态风险评价是定性或定量预测各种化学品污染物对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以及评价该不利影响可接受程度的方法体系^[17]. 风险源(化学品污染物)、 受体及表征是其3个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评价过程如图 2.

风险源主要是对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的化学品，包括无机污染物(铅、 镉、 汞、 砷等)、 有机污染物(甲醛、 苯、 甲苯等)、 持久性污染物[有机氯杀虫剂、 多氯联苯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PCBs)、 六氯苯(hexachlorobenzene,HCB)、 二 英等]、 多溴联苯醚(poly brominated diphenyl ethers,PBDEs)和新型污染物(如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perfluorooctane sulfonate,PFOS、 六溴环十二烷：hexabromocyclododecane,HBCD)等. Liu等^[18]研究了铅酸蓄电池厂周边重金属污染(As、 Cd、 Cr、 Cu、 Mn、 Ni、 Pb和Zn)对农田生态系统造成的生态风险，结果发现Cd、 Pb和Zn是来源于电池厂，它们通过大气沉降蓄积至周边农田土壤，其中Pb含量超标，会给摄食者带来潜在的健康风险. Chen等^[19]对我国5个主要流域(长江、 淮河、 黄河、 海河和辽河流域)典型饮用水源地中77个目标VOCs的生态风险和健康风险进行评估，结果发现VOCs会带来潜在的生态风险(1.30×10~8.99×10)，但较小的健康风险(6.84×10^-7~4.24×10^-4).

受体主要是指受到不利影响的对象. 个体、 种群、 群落、 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 草地生态系统、 荒漠生态系统、 湿地生态系统、 湖泊生态系统、 海洋生态系统、 农田生态系统、 城市生态系统等)、 景观或区域(城市景观、 森林景观、 流域等)水平都可以作为生态风险评价的对象^[20]. 例如，Andrieu等^[21]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鲶鱼农场中，评估了抗生素恩诺沙星(enrofloxacin)的使用对鲶鱼种群所造成的生态风险. Zhang等^[22]利用AQUATOX食物网耦合模型，评估了PBDEs给白洋淀湖泊生态系统带来的生态风险. Yi等^[23]研究了长江中下游沉积物重金属浓度的潜在生态风险，结果中游6个位点，下游一半位点和湖泊中的两个位点都构成了中度及以上的生态风险.

表征则是指化学品对评价对象造成的不利影响，在影响范围上可分为生理影响、 生态影响与区域影响. 风险表征的方法根据影响范围的不同有所区别. 对于生理影响，主要是通过生物模拟实验，探究化学品对生物生理指标的影响，如孔潇潇等^[24]通过在7个PFOS浓度梯度的培养瓶中水培金鱼藻7d，探究了PFOS对金鱼藻超氧化物歧化酶、 过氧化氢酶、 过氧化物酶和细胞色素含量等生理指标的影响. 对于生态影响，除定性描述是否超过风险标准外，主要是通过商值法、 概率法、 多层次风险评价法、 暴露-效应法等定量方法确定风险大小、 指数或风险等级^[25]. 于云江等^[26]采用地累积指数法和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研究了某受工业重金属污染较重的农田土壤的潜在生态风险，指出研究区Cd的风险指数最高为46.4，属中等危害. 郭先华等^[27]采用基于因子权重的评价方法对贵阳市红枫湖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发现南湖生态风险值最高为0.6324、 北湖次之为0.3449、 中湖最低为0.3335. 对于区域影响，则需要与经济、 社会、 文化相结合，建立区域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确定风险等级，并降低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充分发挥风险评价对管理者的辅助决策功能^[28].

目前，化学品生态风险评价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29]，并且向大范围、 大尺度地理区域的风险评价方向发展^[30].

区域风险评价是生态风险评价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在区域^[31]、 流域^[32]或景观^[33]等中大尺度上描述和评价风险源对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等产生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34]. 国内一些学者建立了以区域、 流域、 景观尺度为背景的生态风险评价框架^{[35, 36]}，但这些框架均侧重于景观格局、 自然灾害和生态系统造成的风险，而对化学品，特别是其中持久性有毒化学品造成的区域风险考虑不足. 黄圣彪等^[37]指出，区域环境风险评价需要关注3个关键科学问题：风险污染物筛选及优先排序、 暴露分析、 效应分析. 陈春丽等^[38]认为观测与数据采集加工、 指标体系的统一与整合、 风险评价方法论、 空间分布特征与反馈及管理机制是未来区域生态风险评价的5个重要研究方面. 这些观点为评价化学品区域风险提供了思路，本文认为化学品的区域风险评价应在生态风险评价的基础上，结合化学品可能带给区域的生态风险和社会风险综合评价区域风险等级，运用遥感(remote sensing，RS)、 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和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IS)等“3S”空间分析技术进行风险表征，并据此构建了区域风险评价的技术流程(图 2).

区域风险评价过程分为:①界定评价区域、 ②识别受体、 风险源和筛选社会经济指标、 ③划分区域风险等级、 ④分析不确定性，以及⑤表征区域风险这5个关键步骤. 第1部分，根据环境资料、 地理资料、 野外实地调查资料等自然环境资料和经济统计资料、 人口统计资料、 历史文化资料等社会经济资料，结合“3S”技术对研究区进行划分，降低区域内部的空间异质性； 第2部分，在划分的区域中识别风险源及受体，需要注意的是需将生态风险评价过程选择的单一风险源、 单一受体、 局地水平扩展为多风险源、 多受体、 区域或景观水平^{[28, 30]}. 同时，需要根据社会经济资料筛选出用于划分社会风险等级的指标； 第3部分，对识别得到的风险源及受体进行生态风险评价，划分风险等级. 同样的，根据得到的风险源和社会经济指标，评价社会风险等级； 第4部分，选择合适的不确定分析方法，对等级划分结果进行不确定性分析； 第5部分，结合“3S”等技术进行区域风险表征，绘制区域综合风险评价空间分区.

图 2

Fig. 2

图 2 化学品生态风险与区域风险评价过程 Fig. 2 Ecological and regional risk assessment process of chemicals

化学品对人体健康、 生态环境以及区域环境都可能造成风险，对化学品进行风险评价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管理化学品，增加其福利，降低其危害. 我国和国际社会主要采用化学品分类管理，我国在分类管理的基础上，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法规对化学品的登记、 生产、 运输、 储存等环节进行管理.

化学品数量巨大且用途广泛，如《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中收录了45612种化学物质，它们被用于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故对化学品进行一对一管理显然不切实际. 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对化学品采用分类管理的方式.

2002年，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和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专家委员会通过了《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全球协调制度》(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GHS). 从此，GHS每两年更新一次，第五次修订版已在2013年完成，今年将完成第六次修订. GHS将化学品分为16项物理危险、 10项健康危害和2项环境危害. 目前，国际范围内，包括美国、 加拿大、 欧盟、 日本、 韩国、 巴西等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都已经逐步实施了GHS.

我国的化学品的分类主要是依据《危险化学品名录》. 2003年公布的《危险化学品目录(2002版)》将危险化学品分为8类，即:①爆炸品，②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③易燃液体，④易燃固体、 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⑤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⑥毒害品和感染性物品，⑦放射性物品，⑧腐蚀品，与国际化学品通用分类制度GHS差异较大^[39]. 经多年实践，2015年由国家安全监督总局等十部委联合公告的《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正式发布. 它将危险化学品分类修改为了物理危险、 健康危害和环境危害三大类，28个大项和81小项，与联合国GHS第四修订版的标准一致. 这标志着我国化学品分类管理工作基本与国际接轨.

我国早期对化学品的分类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化学品的管理思路，即以安全生产为目的，侧重减少安全事故及人员伤亡，对化学品的风险管理关注较少. 现行的法律法规也主要是按照这一思路制定，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 《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环境保护法律，分别从生产安全、 储存安全、 运输安全、 特殊化学品管理、 环境污染管理等多方面对化学品管理进行了规范. 但是，统计分析化学品事故信息网^[40]公布的化学品事故，2012~2015年我国化学品事故数量呈快速增长的趋势，如图 3. 2015年前8个月，我国化学品事故总数(1435起)超过美国(473起)3倍. 其中，储存运输事故和交通运输事故分别占总事故数的65.1%和24.9%，是我国化学品事故发生的主要类型. 同时，很多化学品，如石棉、 内分泌干扰物(endocrine disrupting chemicals，EDCs)等，都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或对生态系统及区域环境造成持久性的不利影响，并且这种不利影响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现. 但是，一旦发现很难修复或逆转. 我国目前尚未出台相应法律法规，一旦发生此类化学品污染事件，如日本水俣病、 痛痛病等，排污责任主体将很难认定，公民权益将无法保障. 可见，在登记、 运输、 储存、 生产等环节对化学品进行的一般性管理尚难以满足降低化学品事故发生率和规避化学品潜在危害的现实需要. 因此，对化学品进行风险管理显得十分必要.

图 3

Fig. 3

2015年数据截止至8月31日 图 3 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化学品事故发生情况 Fig. 3 Chemical accidents in China and four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风险管理就是在进行风险评价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管理手段或方法，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预防和处理，尽可能的控制风险，使其向有利方向发展，并且能够在风险发生后及时采取主动的补救措施^[41]. 国内外学者重点关注的是风险管理的方法^[42]，指出化学品风险管理的关键是找准管理对象. 笔者在综合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管理对象分为3个层次，包括：①针对化学品本身的风险管理； ②针对行业企业的风险管理； ③针对利益相关方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我国化学品的风险管理框架(图 4).

图 4

Fig. 4

图 4 我国化学品的风险管理框架 Fig. 4 Risk management framework of chemicals in China

(1)修订现行化学品管理法律法规，强化化学品风险管理，构建较为完善的化学品管理体系

现行有关化学品管理的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关注常规污染物的达标排放和防止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很少关注化学品的健康风险及生态风险. 然而许多化学品污染物，尤其是新型持久性有毒污染物，如PFOS、 PBEDs等，更容易长期存在于环境中，通过食物链逐级传输，对人类健康甚至整个生态系统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且不容易在短时间内发现. 因此，需要做好化学品的风险定量评价工作，补充现行化学品管理法律法规中有关风险管理的空白.

(2)完善化学品风险评价体系，将安全-健康-生态风险一体化考虑，为管理者提供全面的的决策依据

目前，我国化学品风险评价研究在健康风险角度较为丰富，对重金属、 VOCs等常规污染物以及二 英、 PFOS等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都有涉及. 而在生态风险，特别是区域风险层面的研究还严重不足，如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不多、 研究不够深入和系统、 指标体系的构建及风险等级的划分不统一等. 但是，生态风险和区域风险的评价结果对化学品风险管理决策影响更大. 因此，化学品风险管理应在关注安全，做好健康风险评价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向生态及区域风险评价角度拓展，增加化学品风险对人口、 经济等社会指标影响的评估，为管理者提供更加丰富、 可靠的决策参考.

(3)全面落实化学品标签化管理，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积极管控高风险化学品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化学品分类已逐步与国际GHS管理接轨，如《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与联合国GHS第四修订版的标准一致. 但在我国该分类方法刚刚发布，尚未全面落实且未与化学品标签化管理结合. 因此，需要抓紧制定并出台实现化学品标签化管理的配套政策. 对化学品实行标签化管理，着重管理健康、 生态或区域风险高的化学品，利用登记制度、 审批手段等方法，逐步限制、 淘汰和替代高风险化学品.

(1)制定多元化的行业企业化学品风险管理体系，实现生态、 社会、 经济效益最优化

不同行业企业消耗与生产的化学品种类、 性质差别很大，单一的化学品风险管理体系不适用与管理庞杂的风险信息. 因此行业企业需有针对性的制定多元化的风险管理体系，依据化学品风险评价结果，得到风险高低排序. 针对高风险化学品采用相对严格标准，对低风险化学品采用相对宽松标准，以实现在保障人民健康、 生态安全的前提下，使社会、 经济效益达到最优.

(2)加强化学品生产、 存储、 运输、 销售、 使用与处置的全过程风险管理

如今，化学品几乎涉及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行业企业作为消耗、 生产、 运输、 销售、 处理、 排放化学品的主体，便于对化学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风险管理，从各个环节预防威胁人类健康与生态系统安全的事故发生，或降低事故危害. 生命周期大致可分为生产、 储存、 运输、 销售使用、 处理处置等5个环节. 生产环节，需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切实保障生产人员健康，禁止偷排化学废弃物. 储存与运输环节，需完善储存与运输特许资格证管理制度，定期对运输及储存设备进行查修，对运输员与储存管理员进行考核，对不合格的单位或个人取消资格证. 同时，需制定运输与储存事故多级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反应，降低事故危害，减少人员伤亡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销售与使用环节，销售者和使用者都需按照化学品标签说明的方法保存与使用化学品，对未用尽的高风险化学品要定点放置以便回收与处理. 处理处置环节，需加强化学品废弃物集中收集处置中心建设，严格化学品废弃物分类与处置，实现达标排放.

(1)尽快制定化学品风险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成立化学品风险管理协调委员会

尽管我国近年发布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 《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和《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等政策文件中多次强调“加强化学品环境管理”、 “防控环境风险”、 “健全化学品风险防控体系”，但是仍缺乏法律从根本上规范化学品风险管理，无法做到有法可依，因此需尽快制定化学品管理法律法规. 我国管理化学品的部门众多，如《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是由十部委联合发布，管理对象多有重合. 在共同管理对象出现问题时，主管部门又相互推诿责任. 因此，有必要成立化学品风险管理协调委员会，协调部门间管理化学品风险的关系，以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高效执行.

(2)加大对化学品风险评价与管理的科研投入，丰富化学品风险管理基础信息

我国现有生产使用记录的化学物质有4万多种，其中仅3千余种列入《危险化学品名录(2012版)》，尚有大量化学物质的危害特性还未明确和掌握. 因此，我国仍需进一步加大对化学品风险评价与管理工作的科研投入，着重研究危害特性未明的化学物质的健康、 生态及区域风险，开展典型人群的暴露参数、 生态风险表征以及区域影响分析的相关研究，并在风险评价的基础上，开展化学品风险管理试点工作，丰富化学品风险管理基础信息.

(3)科普化学品风险知识，提高公众应急自救能力，及时公布化学品风险信息，主动引导社会舆论

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如网络、 电视、 电台等，向公众科普化学品性质与危害、 风险产生、 风险预防、 应急自救等知识，提高公众对化学品风险的认知. 针对特定高风险人群，如企业职工、 高校实验员等，组织突发化学品风险事故应急逃生演练，宣传基本救护知识，提高应急自救能力. 加强化学品风险信息的及时、 准确公开，政府部门督促企业公开风险信息，保障公众知情权，防止因谣言或误解引发公众抗议等群体性事件，及时辟谣，主动、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1)完善化学品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增强企业自身风险防控能力

企业应充分发挥防控化学品风险“先头兵”的作用，从企业厂界内化学品风险评估、 生产环节化学品风险排查、 化学品废弃物风险申报等方面完善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并制定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制度、 化学品风险应急人员培训与物资管理制度等，进一步增强企业自身的风险防控能力.

(2)认真落实化学品风险信息公开制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作为化学品的生产者，应注重自身管理，履行社会责任. 对政府，企业需要按规定上报风险监测数据、 污染物处理情况等环境信息，协助政府管控化学品风险. 对公众，企业需及时发布风险信息，尤其是出现重大风险隐患时，通过各种媒体向公众发布消息，使公众及时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安全避险.

(1)主动了解化学品风险知识，主动参与淘汰高风险化学品，学会化学品突发事故应急避险

公众作为与化学品直接接触的受体，应了解基本的化学品风险知识，选择消费对健康或生态风险性小的商品，进而通过市场手段，促使企业更新生产技术与设备，淘汰使用或生产风险性高的化学品. 并积极参加突发化学品风险事故应急逃生演练，利用所了解的化学品风险知识与经验，进行自救和互救.

(2)建议政府风险防范工作，监督企业安全生产，向政府主管部门举报环境风险隐患

化学品风险重在防范，公众应充分发挥其社会监督作用，参与化学品风险防范听证会、 环境影响评价听证会等，为政府风险防范工作提供建议、 发表诉求，监督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污染物达标排放. 当发现企业偷排、 管道泄漏等环境风险隐患时，立即向政府主管部门举报，尽快排除风险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