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武汉 430079;
3. 苏州科技大学地理科学与测绘工程学院,苏州 215009;
4. 河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开封 475004
2. School of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 and Geomatics Engineering,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China;
4. Colleg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随着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建设用地迅速扩张不可避免地占用了相当比例的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导致“生产”、“生活”与“生态”空间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1~3]. 这种“三生空间”发展不协调的趋势,不仅影响了国土空间的整体效能,也引发了诸如水资源短缺、土地退化和景观破碎化程度加深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4~7]. 因此,构建科学的评估体系,探究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的“三生空间”演变特征及其景观生态风险,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8].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主要是评估人类或自然因素等对区域内景观格局和生态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9]. 目前,景观格局指数法[10~12]和风险“源汇”理论[13~15]是两种主流评价方法. 其中景观格局指数法多基于土地利用变化数据展开,王舒等[16]基于滇西北高原湖泊流域4期土地利用数据,分析近15a的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地理探测器从整体和局部进行驱动因素识别. Xie等[17]结合土地利用模拟和景观生态风险分析,探索典型干旱内陆河流域景观生态风险评估的最佳格网尺度. 陈斌等[18]从三生空间视角构建土地利用分类模型,对宜昌市景观生态安全时空演变特征及耦合协调度进行了系统分析. 在研究区域上,现有成果主要聚焦于成渝[19,20]和京津冀[21]等城市群的风险时空演变分析,以及黄土高原[22]和黄河流域[23]等生态脆弱区的风险与恢复力关联研究. 尽管已有学者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景观生态风险进行了初步探讨[24],但在多情景模拟及与“三生”用地的关联研究方面仍存在较大扩展空间.
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我国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支撑区域,在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凸显出空间结构不合理、功能格局混乱等问题[25]. 202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十四五”规划》[26]正式获批,在综合考量发展与安全双重目标的大背景下,该规划进一步强调了生态空间与城市空间相互交织和有机融合的重要性. 这一战略凸显了解决核心矛盾的紧迫性——即如何科学界定自然环境承载力与城市化扩张速度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27]. 因此,探索一条更为高效的经济社会环境协同共进、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对于长江中游城市群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价值[28].
鉴于此,本研究利用多源遥感数据,探究201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生空间演变特征及其景观生态风险格局变化,并基于PLUS模型预测2035年不同发展情景下的三生空间分布格局与景观生态风险空间,以期为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推动实现区域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为核心构成的特大型城市群,以武汉为核心,长沙、南昌为副中心,共包含31个地级市(图 1). 该区域地处中亚热带和北亚热带过渡带,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森林资源丰富. 区内洞庭湖和鄱阳湖在调洪蓄水、调节气候及保护水生态安全起到重要作用[29]. 经济上,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支撑,亦是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之一. 截至2022年,区域总面积约31.38万km2(占全国3.26%),常住人口约1.7亿,地区生产总值(GDP)达11.16万亿元,贡献了全国约9.26%的经济总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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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江中游城市群研究区概况 Fig. 1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
2010年、2015年和2020年这3期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空间分辨率为30 m. 根据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将土地利用数据进行重分类,分为3个一级类和8个二级类(表 1). 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实际情况和数据的可获取性,参考刘佳楠等[31]和张廷等[32]的研究,最终选取包括自然(DEM、年平均气温、年均降水量、坡度、距河流距离)和社会经济(GDP、人口、夜间灯光指数、距主干道距离、距高速公路距离、距主要铁路距离、距市中心距离)共计12项驱动因子. 年平均气温、年均降水量均来源于地理遥感生态网(http://www.gisrs.cn/);GDP、人口、夜间灯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河流、主干道、高速公路、主要铁路等数据来源于OpenStreetMap数据网(https://www.openstreetmap.org/),市中心定为市政府驻地,利用ArcGIS 10.8的欧氏距离功能计算得到距河流距离、距主干道距离、距高速公路距离、距主要铁路距离及距市中心距离. 根据PLUS模型对于输入数据的要求,以上数据经过裁剪、投影和最小近邻法重采样处理,统一分辨率为30 m×30 m,投影坐标系为WGS_1984_UTM_Zone_5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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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生”用地土地利用分类 Table 1 Land use classification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land use i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
1.3 研究方法 1.3.1 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模型
(1)风险小区划分 基于Fragstats 4.3软件,选取斑块水平的斑块平均面积,兼顾研究区域的面积和采样工作量大小,借助ArcGIS 10.8对长江中游城市群进行等距离采样,选择8 km×8 km网格单元划分得到5 808个风险小区[33],计算各时期每个单元内的综合生态风险指数.
(2)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生态风险是基于自然或人为因素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对区域内生态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34],借助景观格局指数构建评价模型,分析区域各种景观要素的结构组成和空间配置,进而分析城市群景观生态风险大小及变化.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35,36]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特点,本文首先利用景观破碎度、分离度和优势度指数赋予权重加和得到景观干扰度指数,接着通过专家赋值后归一化处理得到景观脆弱度指数,再通过景观干扰和脆弱度指数计算出景观损失度指数,最后以风险小区为单元计算景观面积比与损失度的乘积,求和得出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具体计算公式及参数含义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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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景观格局指数计算方法 Table 2 Calculation method of landscape pattern indices |
1.3.2 PLUS模型
PLUS模型是基于FLUS模型改进而来,可以更好地实现对土地利用变化机制的挖掘和精确的模拟[37]. 该模型包含土地利用扩张分析策略(LEAS)和CA模型(CARS),同时可以设置多种情景,预测和分析未来土地的利用变化.
(1)邻域权重设置 邻域权重参数取值范围为0~1[38],其数值大小由各用地类型的扩张强度决定,值越接近1表示该地类土地扩张能力越强,反之则越弱. 计算各用地类型扩张面积占比,综合考虑相关研究[39]以及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实际情况,反复调试邻域参数,具体邻域权重参数设置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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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邻域权重参数设置 Table 3 Neighborhood weight parameters settings |
(2)精度验证 通过PLUS模型,以2010年和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数据作为基准数据,利用多次调试后的邻域参数,运算后得出2020年土地利用模拟数据,与2020年实际数据相比较,结果显示,总体精度为0.862 028,Kappa参数为0.872 524,表明PLUS模型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可适用于未来203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生空间”模拟[40,41].
(3)情景设置 转换矩阵表示各用地类型间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同时也反映了多种情景的设置[42,43]. 本研究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环境政策,共设置3种情景:自然发展情景、生产优先情景和生态保护情景. 自然发展情景延续了201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生空间”中用地类型的发展趋势;生产优先情景优先考虑生产空间的发展,设置除城镇生活用地和农村生活用地外,其他各用地类型均能向农业生产用地转化;生态保护情景考虑生态保护的发展规则,设置水域生态用地、草地生态用地和其他生态用地不能转化为其他用地类型[42~44]. 具体设置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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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情景转换矩阵设置1) Table 4 Transition matrix settings for scenarios |
2 结果与分析 2.1 201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生用地演变特征及驱动因子分析
201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生用地以生态用地空间为主,其中林地生态空间所占面积最大(图 2). 从变化趋势来看,农业生产用地与林地生态用地的双向转化面积最大,农业生产用地向林地生态用地转移4 075.97 km2,林地生态用地向农业生产用地转移面积为4 322.07 km2. 工矿生产用地因净转入面积多而显著扩张,草地生态用地也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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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数值单位均为km2 图 2 201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生用地转移桑基图 Fig. 2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 of spatial terrestrial transfer i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2010 to 2020 |
分阶段看,2010~2015年,农业生产用地总转出面积7 098.01 km2,是所有用地类型转出面积最多的,其中向林地生态用地转移面积最大,为4 098.05 km2. 林地生态用地总转出面积5 511.92 km2,其中向农业生产用地转移面积最大,为4 065.26 km2. 农村生活用地向农业生产用地和林地生态用地转移面积分别744.12 km2和87.12 km2. 2015~2020年,三生用地转移过程主要表现为生态、生活用地向生产用地转移. 其中农业生产用地转入面积最多,林地生态用地向其转移面积最多,为5 052.15 km2,其次是水域生态用地向其转移面积,为1 664.91 km2. 在向工矿生产用地的转移中,农业生产用地转移面积最多,为1 267.283 7 km2. 水域和城镇用地在此期间也有部分转为工矿生产用地.
本研究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土地利用数据与12项驱动因子导入到PLUS模型中进行空间叠加,并对其扩张因素进行分析,如图 3所示. 在农业生产用地扩张图中,人口对其的影响程度最大,农业生产用地在长江中游全域均有增长,需要扩大农业用地来满足密集且不断增长的人口. 对林地生态用地影响最大的因子是DEM,在低海拔段,农业生产用地和城镇生活用地分布较广,而海拔增高则更适宜林木生长,对林地扩张影响显著. 影响草地生态用地扩张的驱动因子主要是DEM,新增草地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地区,这类区域交通不便捷、土壤侵蚀程度高、人口较少、经济不发达,因此适合生态功能区域存在. 在水域生态用地和农村生活用地扩张图中,影响最大的是DEM,新的水域基本集中在地势低平的平原以及河流附近,新增的农村生活用地主要分布在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及鄱阳湖平原. 对城镇生活用地影响最大的驱动因子是人口,新增的城镇生活用地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其次分布在长江沿线上,呈现出带状分布. 灯光对工矿生产用地扩张的影响最大,工矿生产用地主要分布在武汉市区和长沙市区,两市区作为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区,是城市群工业化发展的先导. 其他生态用地的扩张主要发生在高海拔区域,因为地形限制使这些地区难以被开发为农业或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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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坐标为驱动因子贡献率 图 3 土地利用类型用地扩张的驱动因子贡献度分析 Fig. 3 Contribution degree analysis of driving factors for land use type expansion |
2010~2020年各景观类型的景观格局指数如表 5所示. 从三生空间用地类型来看,各类型的斑块数量均呈增加趋势,其中工矿建设用地的斑块数量在10 a间由7 642增至14 384个,面积同步显著增加,此外其景观分离度逐年减小,由1.244 45降低到0.704 24. 农业生产用地和林地生态用地的景观优势度远大于其他几种景观优势度,变化趋势相同,总体都呈下降趋势. 草地生态用地、水域生态用地和其他生态用地的景观破碎度均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景观生态稳定性降低. 城镇生活用地的面积先增后减,破碎度和分离度呈上升趋势,农村生活用地的破碎度和分离度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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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景观格局指数 Table 5 Landscape pattern indices of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2010 to 2020 |
从景观格局指数来看,景观整体破碎化程度在加剧,农村生活用地的破碎度指数远高于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其景观破碎化最为严重. 整体分离度指数在增加,林地生态用地保持最低水平0.037左右,其生态连通性良好. 景观优势度除工矿生产用地外基本保持稳定,工矿生产用地优势度由0.113 59增加至0.166 30,提升46.4%. 受干扰的程度较为显著的是农村生活用地、工矿生产用地,干扰度指数值与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呈负相关关系. 景观损失度数值变化与面积变化相反,前5 a比后5 a变化的幅度更明显,说明前5 a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空间扩张增强了干扰强度,其生态系统自然属性的损失程度更大.
2.3 201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格局分析根据公式计算得到5 808个风险小区的景观生态风险指数(ERI),结合ERI值的区间范围,借助ArcGIS的自然断点法将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划分为5个等级:低风险区(ERI < 0.012 4)、较低风险区(0.012 4 < ERI≤0.015 2)、中风险区(0.015 2 < ERI≤0.018 3)、较高风险区(0.018 3 < ERI≤0.023 4)和高风险区(ERI > 0.023 4),得到长江中游城市群2010~2020年景观生态风险等级空间分布(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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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景观生态风险等级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levels i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rom 2010 to 2020 |
从图上看,景观生态风险时空演变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 从时间维度看,生态风险总体呈上升趋势,高风险区面积持续扩张,尤其在2010~2015年间增速较快,2015~2020年扩张速度有所减缓,一些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的范围有小幅度的收缩或调整,同时部分中风险区有向较低风险区改善的迹象. 空间分布上,高风险区呈现“多中心集聚”格局,主要分布在武汉市及其周边黄石、孝感部分区域,长株潭连片区域以及南昌、宜昌和岳阳等沿江城市,形成明显的风险热岛效应[45]. 中低风险区构成区域生态基底,主要分布在武汉、长沙和南昌等中心城市建成区外围和交通干线两侧延伸区域,随着时间推移,部分低风险区逐步向中高风险区转化. 风险传导呈现沿江发展的特征,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沿岸风险等级提升明显[46].
对景观风险各等级区的面积和比例进行统计,如表 6所示. 整体上,低风险区和较低风险区面积占比较大,二者之和在各年份均超60%,是区域景观生态的主要构成部分;而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占比较小. 低风险区2010年面积为135 654 km2,占比为38.70%,到2015年面积降至129 824 km2,占比为37.04%,2020年进一步减少到129 716 km2,占比为37.01%,面积持续缓慢下降. 较低风险区面积在这期间相对稳定,虽有微小波动,但总体变化不大. 中风险区面积减小,可能是部分区域生态环境得到改善,风险等级降低,也可能是部分区域生态恶化,风险等级上升. 较高风险区和高风险区面积和比例均持续上升,呈扩张态势,其中2010~2015年较高风险区面积增速较快,占比增加了1.81个百分点. 总的来说,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景观生态风险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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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景观生态风险各等级区面积及比例统计 Table 6 Statistics of area and proportion for different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levels |
2.4 2035年“三生”用地情景模拟及景观生态风险分析
(1)“三生”用地情景模拟格局预测 203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生用地空间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政策导向性,不同发展情景下的空间分布情景差异显著,如图 5所示. 自然发展情景下,延续了历史发展趋势,各类用地保持动态平衡,“三生空间”分布基本不变. 生态空间和农业生产空间广泛覆盖长江中游城市群,农业生产用地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与工矿生产用地交错分布,生活用地按照城市呈点状零散分布,但在武汉、长沙和南昌有较大区域的覆盖. 生态保护情景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土地利用以保护生态空间不被占用为首要目标,同时修复生态系统,扩大生态空间面积. 该情景下,林地生态用地明显扩张,农业生产用地向生态用地转化明显,城镇生活和工矿生产用地被限制发展,面积显著减少,呈现紧凑集约布局. 生产优先情景下,生产空间得到了显著的扩张. 工矿用地呈现大幅扩张态势,特别是在中心城市周边集中分布,产业集聚效应明显. 林地生态用地明显缩减,水域生态用地受到一定挤压. 生产优先情景下“三生空间”的分布状况和自然情景下的分布状况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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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35年不同情景下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生”用地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land use i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in 2035 |
(2)景观生态风险时空分异 203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自然发展、生态保护和生产优先这3种情景下的景观生态风险等级空间分布如图 6所示. 自然发展情景下,生态风险分布延续既有趋势: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在城市群核心都市圈仍较为集中,中风险区范围相对稳定,低风险区和较低风险区分布在武陵山、大别山腹地等偏远山区和鄱阳湖、神农架、幕阜山等生态保护区,部分边缘地带可能因人类活动扩张,面临风险等级上升压力. 生态保护情景下,相较于其他情景,低风险区和较低风险区范围有一定程度扩大,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面积有所缩减,但在一些人类活动集中的核心区域,仍存在一定面积的中、高风险区. 生产优先情景中,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面积明显增加,分布范围有所扩大,中风险区范围向城乡结合部拓展,低风险区和较低风险区面积相应减少,意味着在追求生产的过程中,生态系统受到冲击,景观生态风险整体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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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35年不同情景下长江中游城市群景观生态风险等级空间分布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levels i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in 2035 |
分析各风险区面积及比例(表 7),这3种发展模式对景观生态风险的影响差异显著. 自然发展情景呈现典型的“中间化”特征,中风险区面积达107 023 km2,占比为30.53%,反映出自然发展过程中,生态风险处于中间状态的区域广泛存在. 生态保护情景展现出最优的生态格局,其高风险区面积最小,仅占比为1.06%,低风险区占比最高(32.69%),整体生态风险呈下降趋势,表现为高、较高风险区转向较低风险. 生产优先情景的风险结构最为失衡,较高风险区面积为29 084 km2,占比为8.30%,高风险区面积6 922 km2,占比为1.97%,二者面积与占比均为3种情景中最高,整体趋势反映出生态系统的不稳定和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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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多情景模拟下景观生态风险各等级区面积及比例统计 Table 7 Statistics of area and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landscape ecological risk levels under multi-scenario simulation |
3 讨论 3.1 “三生”用地演变的驱动因素
本研究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土地利用数据与所选取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的12项驱动因子导入到PLUS模型,进行了土地利用扩张分析策略(LEAS)分析,生成了驱动因素贡献度,反映了各驱动因子对各用地类型扩张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从扩张因素角度进行分析,人口和DEM等因素对农业生产用地、林地、水域和其他生态用地及农村生活用地的面积变化影响较大,DEM是影响林地、草地、水域和其它生态用地扩张的主导因素,生活用地面积的变化主要受到距政府驻地距离的因素的影响.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自然条件为三生空间的初始布局提供了基础,丰富的水资源和适宜的气候使得农业生产用地具备良好的发展条件,广袤的森林形成了大面积的林地生态用地,洞庭湖区和鄱阳湖湖区及湿地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部分生产和生活空间向湖区周边扩张,维持了生态空间的稳定性[29].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经济发展成为三生空间演变的关键驱动力[47],一方面,工业的发展促使工矿生产用地不断增加,这是由于产业扩张需要更多的土地用于厂房建设、工业设施布局等. 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通过人口集聚效应带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导致城镇生活用地面积增加. 形成“人口迁移-空间需求-用地扩张”的连锁反应,同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也导致农村生活用地减少,城镇生活用地增加,改变了劳动力的分布,影响了产业布局,进而推动了生产空间的演变.
在不同情景设置中,政策导向对三生空间演变影响明显[48]. 生态保护情景下,生态空间得到有效保护和一定程度的扩张. 而在生产优先情景下,优先考虑生产空间发展,导致生产空间显著扩张,特别是工矿生产用地面积大幅增加. 这表明政府制定的土地利用政策、产业发展政策等对三生空间的演变方向和速度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3.2 不同情景下“三生”用地变化特征与景观生态风险自然发展情景下,整体生活空间的增长表明城市群在向更高密度、更集中的方向发展,尤其表现在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城镇生活用地显著扩张[49]. 生产用地的转变显示出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以农业为主逐步向工业和矿业等第二产业转变,反映了工业化的推进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林地生态用地的增加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有植被覆盖率的提高. 然而,草地和水域生态用地的减少可能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带来一定影响,需引起关注. 由此可见,控制建筑用地总量,调整土地利用的结构模式,促使生态环境质量得以改善,这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土地利用后续发展要遵循的方向.
生态保护情景下,由于退耕还林政策和城市绿地规划的有效实施,生态用地占地面积都在增加,生态保护发展设置限制了生产空间无序、盲目地扩张,使得生产空间的占地面积缩减. 生态保护情景的良好结果通常源于科学合理的生态规划. 这启示人们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复杂性,进行全面的生态评估[50]. 例如,在规划城市扩张时,要预留足够的生态廊道和自然保护区,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割裂和破坏.
生产优先情景下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生产空间在2035年得到了显著的扩张,且这种增长主要集中在工矿生产用地上的主要原因是对工业化和矿业发展的重视,以及通过增加工矿生产用地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生态空间总面积略有下降,城镇生活用地明显扩张. 生产优先情景下“三生空间”的分布状况与自然发展情景下的分布状况基本一致.
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城镇化和产业转型进程中,“三生”用地变化带来了景观生态风险. 在2010~2020年期间整体景观生态风险上升,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面积持续扩张,主要集中在城市群核心区域及交通干线沿线. 未来情景模拟显示,自然发展情景下风险分布延续既有趋势,生态保护情景下风险有所缓解但仍有挑战,生产优先情景下风险整体上升. 这说明了生活水平提高和经济快速发展直接导致用地需求不断增加,为了满足工业、商业和居住等多元化需求,大量的生态用地被占用,景观生态风险显著上升. 因此,长江中游城市群要在推动城市化进程时,应坚守生态保护的红线,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科学合理地规划土地利用结构,旨在实现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双赢,即在不破坏自然生态平衡的前提下,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本研究使用PLUS模型模拟和景观指数的选取过程中,部分参数的赋值和计算方法受主观影响,且需经过不断调试,使得研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未来应制定指数调试评估模版,使研究更可信,且横向可比. 另外由于本文数据的可获取性,选择的12个影响因子并不能全面反映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还有很多因素如植被类型[51]和土壤肥力[52]等也影响结果. 未来研究中驱动因子的选择要综合考虑其多元性、动态性和空间差异性.
4 结论(1)201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主要的用地类型是林地,其次是农业生产用地,林地的面积10 a间处于持续缩减的状态,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转化较为激烈.
(2)2010~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景观整体破碎化程度加剧,较高风险区面积持续扩张,景观生态风险总体呈上升趋势.
(3)在3种情景下,203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三生空间”格局分布基本保持一致,生活空间均为扩张趋势. 其中自然发展情景和生产优先情景下,生产空间占地面积扩张,生态空间占地面积缩减,生态保护情景下则相反.
(4)在3种情景下,203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在生态保护情景下高风险区面积最小,整体生态风险呈下降趋势;自然发展情景生态风险处于中间状态的区域广泛存在;生产优先情景风险结构最为失衡,整体生态风险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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