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Vol. 47
2. 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重庆 400067
2. Institute for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Construction,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China
长江岸线是长江水陆边界一定范围内带状区域的国土空间，对港口、产业及城镇布局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是长江的生态屏障和阻止污染物入江的最后防线[1].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岸线面临自然保护岸线过度开发、局部岸线污染严重、生态安全受到威胁、游憩和自然保护岸段遭侵占等生态问题[2]. 为此，中国颁布《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下称《规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3]，长江岸线已成为中国重要生态保护修复的重点和难点区域. 重庆市作为长江上游岸线重要生态屏障的核心腹地[4]，干流岸线长达691 km，岸线长度位居沿江11省市第2位. 2024年8月，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馈督察情况时指出：重庆市生态保护修复存在薄弱环节，岸线破坏问题屡禁不止. 因此，探索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生态修复分区，是推动国土生态保护修复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已有研究关于生态修复分区的视角上，多基于生态安全格局[5~8]，并已形成“源地识别-阻力面构建-廊道提取-构建安全格局”的基本范式[9~11]，也有从土地利用类型和主导生态功能的视角划分生态修复分区[11，12]，有学者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和需求量，匹配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13~15]，也有学者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脆弱性评价的框架探讨生态修复分区[16，17]. 其中基于生态安全格局视角识别生态修复区更有利于维持生态系统结构和过程的完整性[18]，但忽略了人类活动、社会经济等方面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而生态脆弱性评价可从自然本底因素和社会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弥补了仅从生态安全格局视角开展生态修复分区的局限. 研究方法上，众多学者基于电路理论，利用电子能够模拟物种随机游走的特点，识别生态断裂点、障碍点和节点等关键生态要素，并将该区域作为生态修复关键区[7，19，20]；也有学者将生态源地、廊道和阻力面等生态要素互相叠加，将叠加结果识别为生态修复关键区，如生态阻力面与其他生态要素[21]、生态阻力面和障碍区与其他生态要素[5]等组合，其中生态要素的识别方法多样，包括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22]、斑块重力模型[23]、提取阻力面“脊线”与生态廊道的交点[24]等方法；有学者通过CASA和InVEST等模型计算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比，结合供需匹配类型揭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进而划分生态修复关键区[13，14]；也有学者通过构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指标体系划分生态修复分区[25，26]；有学者将生态脆弱性评价应用到生态修复分区上，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提取生态阻力面和廊道，叠加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将叠加区域识别为生态修复关键区[18]. 已有研究方法对本文有一定借鉴，但生态源地识别较少关注生态过程的动态变化与景观异质性[18，27，28]，与实际生境状况衔接度不高[9，22]，且对生物迁移过程中的生态障碍点考虑不充分[29，30]. 而通过生态脆弱性评价与MSPA分析识别生态源地，提取生态廊道与阻力面“脊线”识别生态障碍点可弥补上述不足. 研究尺度上，已有研究主要选取省市县[13，18，21]、黄河流域[26，31]、粤港澳大湾区[6]和京津翼地区[32]等重大发展战略区域以及黄土高原[14]和喀斯特山区[3，25，26，33]等特殊地形地貌区域. 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战略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与《深入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方案》对长江干流岸线3 km范围提出新的管控要求，而学界针对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3 km范围内受人类活动剧烈扰动的生态敏感区的生态修复分区及诊断关注较少.
鉴于此，本文以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3km范围为研究区，构建“敏感-恢复-阻力”（SRP）模型对2010~2023年研究区进行生态脆弱性评价，基于电路理论，采用MSPA分析、MCR模型等方法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并基于生态脆弱性评价和生态安全格局划分研究区生态修复分区，并提出诊断策略.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位于28°31′~31°44′N、105°49′~110°12′E，地处“一带一路”交汇处，是我国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的重要战略支撑地. 重庆长江干流西起江津区，东至巫山县，流经18个区县，全长约691 km，流域面积约8.24万km2. 本研究范围为重庆长江干流岸线3 km范围（图 1），面积为4 380.99 km2. 2023年，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林地和水域为主，面积分别为2 097.87、687.74和626.58 km2，分别占总面积的47.89%、15.70%和14.30%. 研究范围所在区县GDP为17 865.53亿元，占全市总量的61.33%. 《重庆市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十四五”建设规划（2021—2025年）》强调，“长江经济带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基因库和生态安全屏障，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 因此，划分重庆长江干流岸线的生态修复分区，对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具有一定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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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沙坪坝区，2.渝中区，3.江北区，4.九龙坡区，5.大渡口区，6.南岸区，下同 图 1 研究范围示意 Fig. 1 Schematic of research scope |
本文涉及的2010年、2015年、2020年和2023年的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的国土空间矢量数据、土地覆盖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分辨率为30 m，土地利用类型通过对以上数据进行重分类提取. 采用ArcGIS 10.8的缓冲区工具生成长江干流（重庆段）3 km缓冲区为研究范围. 2010~2023年的年平均降水量、高程、土壤侵蚀强度、植被覆盖率、年平均气温、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土壤有机碳含量和人口密度等数据来源于地球资源数据云平台（http://www.gis5g.com），分辨率分别为1 000、30、1 000、250、1 000、500、250和1 000 m. 地形起伏度、路网密度和耕地占比等数据预处理均在ArcGIS 10.8中进行，其中地形起伏度基于高程数据提取生成，路网密度采用渔网和相交等工具绘制，耕地占比和居住地占比通过重分类和栅格计算器生成，其余数据均可直接获取. 斑块密度数据在Fragstats中基于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生成. 以上数据均通过ArcGIS 10.8采用模糊隶属度工具进行归一化处理，以消除不同数据间因单位产生的差异性.
1.3 研究方法 1.3.1 生态脆弱性评价（1）生态脆弱性指标体系构建 生态脆弱性是指当生态系统遭受到人类活动或自然影响时，因其对这类影响的敏感性较强，但自身恢复能力相对较弱，导致对生态产生不利影响的固有性质[34]. 本文从生态敏感性（Sensitivity，S）、生态恢复力（Resilience，R）和生态压力（Pressure，P）这3方面构建SRP模型，测算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2010~2023年的生态脆弱性指数. 依据已有研究成果和研究区的生态环境特征[34~37]，分别选取地形起伏度、年平均降水量、高程等6个指标表征生态敏感性，选取土地利用类型、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和土壤有机碳含量等4个指标表征生态恢复力，选取人口密度、路网密度和耕地占比等4个指标表征生态压力，通过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因子权重（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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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related to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horeline in Chongqing section |
（2）生态脆弱性指数测算方法 采用生态脆弱性指数（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index，EVI）反映研究区生态脆弱性程度[34，38，39]，公式[35]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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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VI为生态脆弱性指数，ESI为生态敏感性指数（ecological sensitivity index，ESI），ERI为生态恢复力指数（ecological resilience index，ERI），EPI为生态压力指数（ecological pressure index，EPI）；n为生态敏感性指标个数，Si为第i个生态敏感性指标的值，Wi为第i个生态敏感性指标对应的权重；同理，m为生态恢复力指标个数，Rj为第j个生态恢复力指标的值，Wj为其对应的权重；p为生态压力指标个数，Pk为第k个生态压力指标的值，Wk为其对应的权重. EVI的取值范围为0~1，其值越大，则区域生态环境越脆弱.
（3）生态脆弱性的分级标准 采取绝对定级和相等间距法对生态脆弱性结果进行分类分级[39，40]. 经归一化处理后，研究区生态脆弱性指数均小于0.8，因此将生态脆弱性程度划分为4个等级，即轻度脆弱区（EVI≤0.2）、中度脆弱区（0.2 < EVI≤0.4）、高度脆弱区（0.4 < EVI≤0.6）和重度脆弱区（0.6 < EVI≤0.8）.
1.3.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1）生态源地识别 采用MSPA分析和2023年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综合识别研究区生态源地[41]. MSPA能够生成像元层面的景观生态斑块，识别有利于物种迁移的斑块，使得识别的源地更符合生物学规律. 本文采用Guidos Toolbox软件进行分析，前景要素选取林地和草地，背景要素选取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共识别出7种景观类型，分别是核心区、孤岛、孔隙、边缘区、桥接区、环岛区和支线. 根据已有研究对景观类型的定义[42~44]，核心区代表大型自然斑块、野生动物栖息地、森林保护区等区域，因此将核心区作为潜在生态源地，与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中轻度与中度脆弱区叠加，形成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的生态源地.
（2）生态阻力面构建 采用MCR模型构建生态阻力面，能够计算物种从某一景观单元迁移到生态源地的过程中所需克服各类阻力代价的模型[19，45]. 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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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CR为景观单元i到生态源地j的最小累积阻力值；f为阻力值与物种迁移过程的正相关函数，min表示取该函数的最小值；Dij为物种从景观单元i迁移到生态源地j的距离；Ri为景观单元i对物种迁移造成的基本阻力值.
MCR模型中的阻力因子等级基于土地利用类型和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进行赋值（表 2），在参考相关研究成果[9，12，19]的基础上，本文阻力取值范围为1~10，依据土地类型和生态脆弱性对生物迁移和生态活动的阻碍程度，进行判断取值. 将林地、水域、草地、耕地、未利用地与城乡、工矿和居民用地等土地利用类型的阻力值分别赋值为1、1、3、4、5和10. 随着生态脆弱性的增强，人类活动的干扰加剧，生态系统受到的阻力增加，因此将轻度、中度、高度和重度脆弱区阻力值分别赋为1、4、7和10.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土地类型和生态脆弱性等级这2个阻力因素的权重，分别为0.64和0.36，并运用Google Earth Engine构建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的生态阻力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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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阻力因子等级 Table 2 Resistance factor grade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horeline in Chongqing section |
（3）生态廊道构建和生态夹点识别 生态廊道能够保障不同生态源地之间的联通，促进该范围的能量流动和物种迁移，是一种理想路径，发挥着重要的隔离保护作用[9]. 电路理论通过电子模拟随机移动的物种，测算生态源地之间的电流强度，从而反映生态廊道的重要性，能够揭示物种扩散方向和迁移的路径[46]. 基于电路理论，通过ArcGIS中的Linkage Mapper工具提取生态廊道，为满足生物实际迁移需求，通过多次实验，将成本加权距离阈值设置为100 km. 采用ArcGIS Pinchpoint Mapper模块中的“All to one”模型，识别廊道内的生态夹点.
（4）生态障碍点识别 将阻力脊线和生态廊道的交汇处定义为生态障碍点，代表生物通过生态廊道迁移时通过两者交汇点所受到的阻力最大，优化这类关键障碍点有助于减少物种迁移的阻力，并增加生态源之间的连通性[33]. 阻力面的“脊线”是根据公式（2）MCR模型结果提取山脊线，表示在该点阻力值处于最高[47，48]. 通过ArcGIS提取阻力面脊线与生态廊道的交点，形成生态障碍点.
1.3.3 生态修复分区方法依据生态脆弱性评价与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划分生态修复分区. 重点修复区是以研究区重度与高度脆弱区为基础，与生态廊道中的生态夹点和障碍点叠加形成；重点保护区是基于生态源地和廊道，叠加水域和重庆市自然保护区形成；生态整治区是基于中度脆弱区划定；自主保护区是基于不属于生态源地的轻度脆弱区划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态脆弱性评价 2.1.1 生态敏感性评价结果生态敏感性受生态系统的类型和特征影响，生态敏感性越高，意味着生态环境越容易受到破坏，生态环境越脆弱. 2010~2023年研究区生态敏感性指数介于0.070 7~0.546 1之间，整体呈上升趋势. 通过生态敏感性空间分布可以看出（图 2），低度敏感区主要分布在长寿至云阳段，中度敏感区主要分布在永川至巴南段，高度和重度敏感区主要分布在奉节至巫溪段. 近15 a，中度敏感区变化剧烈，2010~2020年，中度敏感区由渝东南的长江下游岸线向上游岸线扩张，地处重庆市主城区的中度敏感区扩张明显，扩张速度具有波动性；2020~2023年，中度敏感区持续扩张且扩张幅度剧烈，位于永川至巴南段的中度敏感区显著增多，相反万州至巫山段的中度敏感区呈收缩趋势，且进一步收缩至奉节至巫山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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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0~2023年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生态敏感性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sensitivity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horeline in the Chongqing section from 2010 to 2023 |
根据已有研究[32，49，50]，采用自然断点法将生态恢复力指数划分为4个等级，由Ⅰ级至Ⅳ级表示生态恢复力逐渐变弱. 2010~2023年研究区生态恢复力指数介于0.162 0~0.859 3之间，整体呈上升趋势. 从图 3看出，近15 a，Ⅰ级和Ⅱ级生态恢复力区域分布较广，Ⅳ级生态恢复力区域分布较少，主要集中在重庆市主城区和各区县的中心城区，Ⅲ级生态恢复力区域主要分布在Ⅳ级生态恢复力区域的辐射地带. 整体而言，主城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较弱、土壤有机碳含量较少、植被覆盖较少，导致区域生态恢复力较差，生态恢复力与自然基础条件具有协同关系，生态恢复力会随着自然基础条件的减弱而减小. 此外，该区域人类干扰强度大，对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不利. Ⅰ级和Ⅱ级生态恢复力区域具有良好的自然基础条件，生态系统稳定性较高，在受到干扰后能迅速恢复. Ⅲ级生态恢复力区域受到干扰时具有一定的恢复能力，但在长期或大规模的干扰下，其稳定性受到威胁. Ⅳ级生态恢复力区域植被净初级生产力较弱、土壤有机碳含量较少和植被覆盖率较低，城市化扩张和人类活动频繁，大量的土地开发、工业排放和高密度的人口活动导致生态系统受到干扰后自我恢复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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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0~2023年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生态恢复力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resilience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horeline in the Chongqing section from 2010 to 2023 |
采用自然断点法将生态压力指数划分为4个等级[49，50]，由Ⅰ级至Ⅳ级表示生态压力逐渐增强. 2010~2023年研究区生态环境压力指数介于0~0.544 7之间，呈波动性升高趋势，其中2023年重庆长江干流的生态压力指数均值最高，2020年重庆长江干流生态压力指数均值最低. 从图 4可知，Ⅰ级和Ⅱ级生态压力区均匀分布在各个区县，Ⅲ级和Ⅳ级生态压力区主要分布在江津至万州段，其中重庆主城区和江津、长寿、涪陵、万州等区县的生态环境压力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这与高强度的人类活动有关，主城区密集的服务业和长寿、涪陵等区域的大型工业园区都让该区域的生态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 近15 a，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居民加速向中心城区聚集，造成住房需求增高、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扩张，从而扩大居住地占比、路网密度，导致生态压力进一步增大. 其中，2020~2023年，重庆市整体城市化进程显著加快，Ⅲ级生态压力区显著扩张. 总体而言，重庆长江干流的生态压力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逐年加大，重庆主城区、渝西和渝东南等区县的中心城市生态压力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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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0~2023年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生态压力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pressure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horeline in the Chongqing section from 2010 to 2023 |
2010~2023年研究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综合指数介于0.139 0~0.513 6之间，其中2023年重庆长江干流的生态脆弱性均值最高，轻度、中度、高度和重度生态脆弱区分别占总面积的4.14%、70.81%、22.23%和2.82%，2010年重庆长江干流生态脆弱性均值最低，轻度、中度、高度和重度生态脆弱区分别占总面积的2.98%、79.66%、15.71%和1.66%. 研究区生态脆弱性总体呈升高趋势. 通过图 5可以看出，轻度和中度脆弱区均匀分布在各个区县，高度脆弱区分布在各区县的中心城区，重度脆弱区主要集中在江津至巴南段. 云阳至巫山段海拔较高，地形较复杂，人类活动强度明显小于其他区域，在该地区人类活动对生态脆弱性影响也相对较小. 相反，永川至万州段的海拔相对较低，地势和坡度相较平缓，更适宜人类活动，农业、工业和商业活动较为频繁，人类活动强度较高，造成该区域生态脆弱性整体高于云阳至巫山段，其中重庆主城区和江津、长寿、涪陵、万州等区县的中心城区的生态环境脆弱性指数显著高于其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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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0~2023年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生态脆弱性空间分布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horeline in the Chongqing section from 2010 to 2023 |
研究区共识别出17处生态源地，覆盖面积155.10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3.54%. 其中，位于云阳县和奉节县交界处的生态源地面积最大，达21.21 km2，占源地总面积的13.68%. 从空间分布上看[图 6（a）]，重庆长江干流岸线的生态源地主要集中在云阳至巫山段的渝东北地区，该区域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林地和草地，植被覆盖率较高，自然禀赋优越，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系统较其他区域更稳定. 永川至万州段的生态源地分散程度高，且源地面积相对较小. 总体而言，研究区的生态源地在重庆段下游岸线集中分布，其余区域分布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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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生态安全格局 Fig. 6 Ecological security pattern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horeline in the Chongqing section |
从图 6（b）可以看出，研究区内生态阻力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重庆主城区及各区县的中心城区所处岸线，该区域城乡、工矿、居民用地面积占比高，人类活动相对频繁，阻碍生态源地间的物种迁移. 生态阻力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林地、水域、草地等区域，该区域的生境质量主要受本底因素影响，不易受到人为干扰，对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生物迁移的阻力较小. 总体而言，生态阻力较低的区域与生态源地的空间分布具有协同性.
2.2.3 生态廊道构建生态廊道能够连接分散的生态要素，提高景观的连通性，是生态系统中连接不同生态源地间物种迁移与能量流动的最优路径. 本文共识别生态廊道25条[图 6（c）]，总长度438.46 km，云阳至巫山段分布较为密集，由于重庆长江干流岸线的生态源地较为分散，导致大部分生态廊道较长，其中连接长寿区和云阳县生态源地的生态廊道最长，达253.02 km，生态廊道过长不利于物种迁移，且存在廊道断裂的潜在风险.
2.2.4 生态夹点识别生态夹点是位于生态廊道上能量流动和物种迁移的高频区域，是物种迁移时的必经之路，能够维系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同时也更容易面临生态风险[51]，本文共识别生态夹点12个[图 6（d）]，整体分布在大渡口至忠县段，且在大渡口区和涪陵区分布较为集中. 总体而言，生态夹点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以林地和草地为主，而生态夹点周围多为建设用地，该区域既负责维持景观连通性，又承受着人类活动的压力. 此外，涪陵区和忠县的生态夹点位于最长的生态廊道上[图 6（c）]，如果这类生态夹点发生断裂，会导致整个景观系统的功能混乱或失调.
2.2.5 生态障碍点识别生态障碍点指物种在迁移过程中遇到阻碍的区域，移除该区域可显著提高生态源地间的连通性，修复该区域可以减小生物迁移受到的阻力[5]. 因此，本文识别生态障碍点共39处[图 6（d）]，多集中于云阳至奉节段，地处生态源地边缘或间隙. 部分生态障碍点与生态夹点紧邻，容易威胁生态基底的完整性与稳定性，限制生态廊道的扩展，需要优先修复该区域.
总体而言，从图 6可以看出，重庆长江干流岸线内，土地利用类型为林地和草地的生态源地较多，生态稳定性较好. 生态阻力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人类干扰较强的重庆主城区和各区县的中心城市所在岸线，研究区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间的冲突显著. 生态廊道沿重庆长江干流分布，且廊道长度均较长，生态夹点主要分布在大渡口区和涪陵区，生态障碍点集中在云阳至奉节段，生态夹点和障碍点多与生态廊道紧密连接，一旦生态廊道发生断裂，会引发重大生态安全问题.
2.3 生态修复分区本文基于生态脆弱性评价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将生态修复分区划分为重点修复区、重点保护区、自主保护区和生态整治区这4类（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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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生态修复分区 Fig. 7 Territorial ecological restoration zoning of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horeline in the Chongqing section |
重点修复区主要分布在永川至涪陵段和各区县的中心城区，面积749.13 km2，包括研究区的生态夹点、生态障碍点、2023年高度与重度脆弱区等区域. 其中，重庆主城区重点修复区面积最大，达82.70 km2，该区域城镇化水平高，人类干扰强度大，亟需进行生态修复. 同时，由于重点修复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该区域能够影响信息流、能量流和物质流的有效传递，但区域内耕地和建设用地受人类活动频繁扰动，导致生态与经济矛盾突出，生态质量下降，植被覆盖率低，生态流动易受到阻隔，亟需进行生态修复.
2.3.2 重点保护区重点保护区整体沿重庆长江干流岸线分布，在云阳至巫山段集中，面积1 008.10 km2，包括研究区内的生态源地、生态廊道、水域和巴营、大木山、桫椤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等自然保护区. 其中，巫山县重点保护区面积最大，达512.63 km2，研究区内最大的生态源地位于该区域，是生物的主要栖息地，需进行重点保护. 重点保护区拥有较好的自然本底条件，自然资源充足，生物多样性丰富，生境水平高于其他分区，能够维系生态安全.
2.3.3 自主保护区自主保护区主要分布在万州至巫山段，面积133.16 km2，主要2023年轻度脆弱区中不属于生态源地的区域.其中，云阳县自主保护区面积最大，达6.11 km2. 自主保护区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耕地和草地，与城乡、工矿、居民用地相距较远，人类活动对该区域的干扰较小，生境质量整体较高，生态阻力值相对较低.
2.3.4 生态整治区生态整治区分布较均匀，面积2 254.17 km2. 其中，涪陵至万州段的生态整治区面积最大，达878.40 km2，研究区内最长的生态廊道位于该区域，其生态整治有助于生物迁移. 生态整治区的受损程度虽不及高度或重度脆弱区，但已经受到超出自我调节能力的外界干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碎化和脆弱化趋势. 由于问题较为轻微，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和资金投入，逐步出现更多的生态问题.
3 讨论 3.1 生态修复分区的科学性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既是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区域，又是共同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核心腹地[4]，在推动国土生态保护修复中起重要作用. 基于生态脆弱性评价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划分生态修复分区，能充分考虑本底因素与社会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和生态系统结构的完整性. 在生态脆弱性评价时，基于SRP模型能够反映生态系统的敏感性、恢复力与面临的外部压力. 在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时，基于电路理论识别生态廊道，能够将生态流视为随机游走的电子，符合生物随机移动的特点；将阻力面的“脊线”与生态廊道的交汇处识别为生态障碍点，能够表示生物在迁移时移动到该处会遇到最大阻碍，符合生物迁移受阻的实际情况. 基于此，将生态修复分区划分为重点保护区、重点修复区、生态整治区和自主保护区这4类. 生态修复分区的划分标准与《规划》中长江重点生态区（含川滇生态屏障）的生态修复目标高度契合，《规划》中提出应“推动长江岸线生态恢复，改善河湖连通性”，而本文的生态廊道基于电路理论构建，更注重生态源地间的连通性. 《规划》中还提出应“切实加强大熊猫、江豚等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恢复，进一步增强区域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本文所划定的生态修复分区中，重点保护区包含研究区所处范围的所有自然保护区，并针对珍稀物种濒临灭绝的生态问题提出诊断策略，能够为《规划》提供参考.
3.2 分区诊断策略依据研究区重点修复区、重点保护区、自主保护区和生态整治区这4种生态修复类型，提出诊断策略.
3.2.1 重点修复区的治理与修复重点修复区内生态环境已无法单靠自我调节来应对外界干扰压力，必须采取人为辅助手段进行修复. 该区域包括研究区的生态夹点和障碍点，其应对外界生态冲击的抗干扰能力较弱，因此增强抗干扰能力和提升生态恢复力是该区域的生态修复难点. 该区域内的生态障碍形成原因复杂，生境退化、过度的农耕活动、高强度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活动对区域生境干扰剧烈，影响生态能量流动和物种迁移. 具体地，针对生境退化造成的生态障碍，需加强水源涵养林建设，治理水土流失，解决湖泊和湿地萎缩问题，人为参与生境恢复工作. 对于过度农耕引起的生态障碍，应积极推进退耕还林还草、退田还湖还湿工程，协调人类活动、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三者的关系，确保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由高强度的城市建设和工业生产活动所导致的生态障碍，必须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积极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强化生态空间格局对城镇空间格局、工业生产格局的刚性约束. 同时，由于研究区生态廊道、夹点与障碍点分布紧密，为避免生态廊道断裂引发一系列生态安全问题，需为生态廊道、夹点与障碍点设立具有生态隔离功能的缓冲带，从而加强对生态廊道、夹点和障碍点的保护，降低生态系统的敏感性.
3.2.2 重点保护区与自主保护区的优化与建设重点保护区与自主保护区的生境现状相似，但仍有一定差异，两者的生态修复工作都应保护原有生态景观，逐步扩大保护范围，从而提升生物多样性. 具体地，重点保护区应划定并落实生态管控红线，管控开发、建设和工业生产等高强度人类活动，推动江豚、中华鲟和珙桐等珍稀动植物栖息地的保护，逐步稳定和扩大栖息地，进而保护生物多样性. 同时，应加强监管力度，实施动态监测，及时关注生境变化，确保区域生态稳定. 自主保护区应保持原有风貌，引导该区域发挥生态优势，带动整体生态系统的高效运转，逐步提高生物多样性.
3.2.3 生态整治区的保护与防范生态整治区已经逐步出现生态退化迹象，但仍具有较高的生态修复潜力. 该区域的生态修复应侧重于提升生境质量、减缓生态脆弱化趋势. 通过整合优势资源，提升生态功能，从而改善生态环境. 具体地，应进一步识别、消除该区域潜在的生态障碍点，防范生境退化风险，促进生态系统通过自我调节逐步恢复生态活力. 同时，可以通过开展重庆长江干流岸线天然林、公益林建设，加强岸线绿化水平，同步推进农田生态化改造，从而提高区域的生境质量和生态系统稳定性，实现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
3.3 不足与展望在长江上游岸线（重庆段）的生态修复分区划分中，本文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本文通过生态脆弱性和MSPA识别生态源地，能够充分考虑研究区本底因素与外部社会因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但对于生态源地的面积阈值未进行深入探讨. 其次，基于电路理论识别生态廊道，能够模拟生物迁移的最优路径，但对于生态廊道的宽度尚未充分考虑. 因此，下一步可以基于生态脆弱性评价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框架划分生态修复分区，并在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时，充分考虑生态源地面积阈值和生态廊道宽度，从而进一步细化生态修复分区.
4 结论（1）研究区2010~2023年，生态环境敏感性指数介于0.070 7~0.546 1之间，整体呈上升趋势；生态恢复力正逐年下降，生态恢复力较差区域主要集中在重庆市主城区和各区县的中心城区；生态环境压力指数介于0~0.544 7之间，整体呈上升趋势，生态压力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江津至万州段. 生态脆弱性综合指数介于0.139 0~0.513 6之间，总体呈升高趋势，人类活动与生态系统冲突显著.
（2）研究区2023年轻度、中度、高度和重度生态脆弱区分别占总面积的4.14%、70.81%、22.23%和2.82%，空间分布上，生态脆弱性以中度和高度为主，其中重庆市主城区和各区县中心城区所在岸线的脆弱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岸线区域.
（3）研究区共17处生态源地，覆盖面积为155.10 km2，占比为3.54%，源地面积较小；生态廊道为25条，总长度为438.46 km，其中连接长寿区和云阳县生态源地的生态廊道长达253.02 km，廊道长度过长，存在廊道断裂的潜在风险；生态夹点12处，在重庆市主城区所在岸线集中分布；生态障碍点39处，在云阳至奉节段集中分布.
（4）研究区生态修复分区可划分重点修复区、重点保护区、自主保护区和生态整治区，面积占比分别为18.08%、24.32%、3.21%和54.39%. 重点修复区需加强水源涵养林建设，治理水土流失，设立具有生态隔离功能、能够保护生态廊道、夹点和障碍点的缓冲带；重点保护区与自主保护区需管控生态红线，控制开发建设活动，保护濒危物种，提高生物多样性；生态整治区需清除潜在生态障碍点，防范生境退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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