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锌矿周边岩溶流域重金属污染及健康风险评价
廖红为,
蒋忠诚,
周宏,
覃小群,
黄奇波,
吴华英
环境科学 ![]() ![]() |
![]() |
水资源和水质污染是全世界面临的水安全问题.在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的过程中, 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水污染的巨大挑战[1, 2], 尤其是重金属污染[3].水中的重金属元素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4, 5].重金属来源主要包括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 自然过程包括大气降水、岩石风化和火山作用, 人类活动包括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工业制造、城市污水和医疗残余物[3].
岩溶水作为世界上重要的饮用水源[6], 值得注意的是, 岩溶水中重金属污染十分严重并且正在增加[7, 8], 为岩溶水资源的保护增加了难度.岩溶水重金属污染是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 受到当地政府和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岩溶含水层特有的双重孔隙介质性及地表水、地下水快速转化是造成岩溶水重金属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之一[9, 10].而关于重金属污染评价方面, 虽然许多文章对水中的重金属污染进行了评价[11~14], 但是他们更多关注的是重金属污染对水质的影响, 很少关注特定水环境对重金属污染水平的影响[15, 16], 而关于岩溶含水层对水中重金属的影响与重金属健康评价相结合的报道几乎没有.因此, 查明岩溶水流域中重金属污染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对岩溶区溶解重金属污染防治有重要价值.
以思的河流域为研究区, 思的河是漓江核心景区的重要补给水源[17].对保障城乡居民饮水安全、生态环境平衡和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研究区位于老厂铅锌矿的下游,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 研究区就受到矿山尾矿和废水的危害.学者们对研究区内土壤中重金属污染和恢复治理做了研究[17, 18].而对研究区水中重金属污染危害很少关注.因此, 这里有3个问题需要解决:①流域内河水和地下水受到重金属的污染程度如何; ②重金属来源; ③岩溶含水层是如何影响重金属的空间分布.为解决这些问题, 作者对研究区的河水和地下水进行了针对性地系统采样, 测试了水中主要理化指标和金属浓度, 采用主成分分析、相关分析、水质指数、危害商和危害指数进行了系统分析.本研究的目标是:①查明研究区水解重金属的污染来源; ②评估思的河流域水质及重金属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③阐明研究区重金属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本文以期为金属元素污染的水质治理、水资源保护及人类健康提供基础数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思的河岩溶流域为研究区, 东经110°30′~110°37′, 北纬24°55′~25°07′, 位于桂林-阳朔盆地的西南部[14].研究区东侧属于中低山地貌, 西侧为岩溶峰林地貌, 其海拔介于150~1 500 m, 总体地势是东高西低(图 1).气候为亚热带季风气候, 每年约70%的降雨量(约1 200 mm)发生在4~8月之间, 年平均气温为19℃.研究区地层包括东部非岩溶区的寒武纪-泥盆纪(
![]() |
图 1 研究区水文地质示意及取样点分布示意 Fig. 1 Hydrogeological sketch and sampling sites distribution of the study area |
思的河上游的老厂铅锌矿自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采, 直到2012年才完全停止开采, 铅锌矿石主要包含闪锌矿(ZnS)、方铅矿-闪锌矿(PbS-ZnS)和黄铁矿.长时间的开采历史导致思的村周围土地中有大量的重金属堆积.有学者在土样中测出ω(Zn)、ω(Pb)、ω(Cu)和ω(Cd)的平均值分别达到1 442、923、117和40 mg·kg-1[17].在2011年, 当地一位村民出现了镉中毒的症状[19].由此可见, 重金属污染影响了研究区的生态环境, 严重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
1.2 样品采集和分析根据思的河流域的水文地质特征和水体类型, 本研究于2022年1月12~15日采集了18个水样, 包括11个河水样和7个地下水样.水样的pH值和总溶解固体(TDS)用便携式多参数测量仪(WTW Multi 3430, 德国)在野外测出, 误差分别为0.01和0.01mg·L-1. HCO3-和Ca2+浓度通过使用碱度测试盒(Merck, 德国)现场滴定测出, 误差分别为0.1 mmol·L-1和2 mg·L-1.
取样前, 用去离子水清洗聚乙烯瓶3次, 再用采样水润洗3次, 最后每个样品均用3个550 mL聚乙烯瓶采集, 为了确保避免水样与空气接触, 聚乙烯瓶的水样必须装满并拧紧瓶盖.用于测定阴离子的水样直接放置在4℃冰箱中密封保存; 用于测定阳离子、重金属的样品, 现场用0.45 μm水系微孔滤膜过滤, 滤液装入聚乙烯瓶中, 并在样品中加入HNO3(1 ∶1)酸化, HNO3含量为1%.所有样品在24 h内送到实验室进行进一步分析.水样中的阳离子用全谱直读等离子体光谱仪(IRIS Intrepid Ⅱ XSP, Thermo Electron, 美国)进行测试, 阴离子用色谱仪(ICS-2100, Dionex, 美国)进行测试, 所有分析的电荷平衡误差小于8%, 阳离子的分析精度在1%以内.水样中重金属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 Elan DRCE, PerkinElmer, 美国)检测.重金属的相对标准偏差为±5%, 加标回收率在90% ~110%之间.以上样品测定工作在自然资源部岩溶地质资源环境监督检测中心完成.
1.3 统计分析多元统计分析常被用于解释数据, 在数据分析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主成分分析(PCA)确定大于1的影响因素和具有特征值的主成分(PC), 以此来分析重金属的来源.重金属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会提供这些元素的起源和迁移的信息[20~23].利用Kaiser-Meyer-Olkin(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评估数据是否适合主成分分析, 在确保研究数据适合主成分分析的情况下, 运用SPSS 21.0对数据进行分析.
1.4 水质指数水质指数(WQI)被作为评价河流水质情况的指标[24].水质指数的计算公式如式(1)[25]:
![]() |
(1) |
式中, Wi为每个元素对整体水质的不同贡献的权重比, 它是由每个主成分(PC)的特征值和主成分分析结果中每种重金属的因子负荷计算得出; ci为每个重金属的浓度; Si为每个重金属元素的饮用水限值.根据水质指数值, 水质划分为5类:优质水(WQI<50)、好水(50≤WQI<100)、差水(100≤WQI<200)、非常差水(200≤WQI<300)和不可饮用水(WQI≥300)[25].
1.5 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法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常被应用于水体重金属的污染评估.通过单因子污染指数(Wi)和多因子综合污染指数(Wn)计算可以突出重金属的污染情况及对环境的影响.
![]() |
(2) |
![]() |
(3) |
式中, ci为重金属i的实测浓度;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功能区划方案, 桂林市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 则Hi为重金属i相应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水质标准值; max(Wi)为重金属单因子污染指数的最大值, ave(Wi)为各重金属单因子污染指数的平均值, 评价标准如表 1所示[26].
![]() |
表 1 单因子污染指数和多因子综合污染指数的评价标准 Table 1 Evaluation criteria of single-factor pollution and multi-factor comprehensive pollution indices |
对于水环境中金属元素的健康风险评价[27, 28], 通常考虑危害指数(HI)和危害商(HQ).危害指数(HI)是摄入和皮肤暴露两种途径HQ的总和, 代表了每种金属的总潜在非致癌风险.如果HQ或HI超过1, 则表明对人类健康有潜在的不利影响, 需要进一步研究.HQ和HI的计算方法为[28]: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式中, ADDingestion和ADDdermal分别为某种元素通过摄入和皮肤暴露的日平均剂量, mg·(kg·d)-1; cw为每个样品的重金属浓度, mg·L-1; IR为摄入率, L·d-1; EF为暴露频率, d·a-1; ED为暴露时长, a; BW为体重, kg; AT为平均时间, d; SA为暴露的面积, cm2; Kp为水中每种重金属的皮肤渗透系数, cm·h-1; ET为暴露频率, h·d-1; RfD为摄入的参考剂量, μg·(kg·d)-1, ABSGI为摄入因子.以上参数依据美国环保署相关文件[29].
2 结果与讨论 2.1 思的河岩溶流域重金属浓度及主要参数特征通过中国环境保护总局(2006年)[30]、美国环保署(2004年)[29]和世界卫生组织(2006年)[31]制定的饮用水指导值之间的比较, 得出中国环境保护总局(2006年)制定的饮用水指导值要求最高也最全面, 因此本研究采用中国环境保护总局(2006)制定的指标值作为评价水质的标准.Kolmogorov-Smirnov(K-S)统计数据检验结果表明pH、K+、Na+、Mg2+、Cl-、NO3-、Cu、As和Cr呈正态分布, 剩余参数的K-S测试结果存在较大的标准偏差值(表 2), 表明平均浓度可能受到异常值的影响.因此, 本研究使用浓度中值进行分析.
![]() |
表 2 研究区主要参数特征1) Table 2 Characteristics of main parameters in the study area |
研究区的水体呈微碱性, 地表河水和地下水的pH中值分别为7.4和7.5.通过常规水质指标结果得出地表河水中ρ(TDS)、ρ(Ca2+)、ρ(Mg2+)、ρ(HCO3-)和ρ(SO42-)的中值分别为115.6、29.9、8.0、66.7和34.6 mg·L-1, 地下水中ρ(TDS)、ρ(Ca2+)、ρ(Mg2+)、ρ(HCO3-)和ρ(SO42-) 的中值分别为223.6、69.2、15.3、282.9和11.4 mg·L-1, 地下水中的ρ(TDS)、ρ(Ca2+)、ρ(Mg2+)和ρ(HCO3-)的中值高于地表河水.地表河水中ρ(SO42-)中值高于地下水(表 1).研究区重金属检测结果显示, 地表河水中ρ(Cu)、ρ(Pb)、ρ(Zn)、ρ(Cd)、ρ(Mn)、ρ(Fe)、ρ(As)、ρ(Cr)和ρ(Sr)的中值分别为0.8、1.7、335.0、3.4、2.3、6.9、0.3、0.5和90.8 μg·L-1, 地下水中ρ(Cu)、ρ(Pb)、ρ(Zn)、ρ(Cd)、ρ(Mn)、ρ(Fe)、ρ(As)、ρ(Cr)和ρ(Sr)的中值分别为0.2、0.1、1.1、0.1、2.5、15.0、0.1、2.6和30.7 μg·L-1, 研究区内重金属浓度中值均在饮用水指标值的限值范围内(表 2), 表明水体中上述重金属的污染不严重.根据浓度中值, 重金属元素可分为3类:Zn(>100 μg·L-1)为最丰富的元素; Sr、Mn、Fe、Cd和Pb(1~100 μg·L-1)属于中等元素; Cu、As和Cr(<1 μg·L-1)属于低丰度元素.河水中的重金属浓度均大于地下水(Mn除外).这表明河水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比地下水大.然而, 某些重金属浓度在特定的位置超过了限值, 地表河水中ρ(Pb)的最大值(132.0 μg·L-1)是我国饮用水标准限值(10 μg·L-1)的13.2倍, 地表河水中ρ(Zn)的最大值(2057.0 μg·L-1)是我国饮用水标准限值(1 000 μg·L-1)的2.0倍, 地表河水中ρ(Cd)的最大值(16.0 μg·L-1)是我国饮用水标准限值(5 μg·L-1)的3.2倍.这也表明了地表河水重金属污染比地下水重金属污染严重, 威胁到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
2.2 研究区重金属来源分析研究区地表河水样品和地下水样品的溶解重金属的相关性分析如表 3所示.Na+和K+存在显著的正相关(0.913), 表明这两个元素来源相似.Cu、Pb、Zn、Cd、Mn、Fe、As和Sr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0.79), 说明这些元素有共同的物质来源.Ca2+、Mg2+和Cr两两之间的正显著相关性(>0.64)也说明他们来源相似[18, 20].
![]() |
表 3 研究区地表河水和地下水溶解重金属相关性分析1)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heavy metals dissolved in surface river water and groundwater in the study area |
主成分分析常用于识别研究区溶解金属的来源[32].检验结果的Kaiser-Meyer-Olkin和Bartlett值分别为0.732和0.000, 表明本研究的数据适用于主成分因子载荷分析.从河流和地下水中的13种元素中提取了3种主成分(PC, 表 4和图 2).
![]() |
表 4 思的河岩溶流域重金属的皮尔逊相关矩阵1) Table 4 Pearson correlation matrix of heavy metals in the Sidi River karst basin |
![]() |
图 2 思的河岩溶流域重金属主成分分析 Fig. 2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for metals in the Sidi River karst basin |
方差的55.42%由Cu、Pb、Zn、Cd、Mn、Fe、As和Sr解释.研究区水体中的ρ(Pb)、ρ(Zn)和ρ(Cd)的中位数(分别为1.7、335和3.4 μg·L-1)远大于漓江的背景浓度值(分别为0.05、14.81和0.02 μg·L-1)[33], 表明自然来源不是这些金属的主要输入端元.研究区位于老厂铅锌矿下游, 老厂铅锌矿可能是重金属的主要来源.铅锌矿中含有丰富的多金属元素(Pb、Zn和Cd), 这类矿床通常还含有少量的硫化铁和硫化铜[34].在淋滤作用下, 尾矿沉积物和废物中的金属元素释放到下游的思的河中.因此, 主成分1(PC1)来自老厂Pb-Zn矿的输入, 尾矿库附近的水体中极高的重金属浓度和这些元素之间显著相关性也支持这个观点(表 2).总方差的21.41%由主成分2(PC2)引起, PC2中Ca2+、Mg2+和Cr的负载量高.研究区内地层主要为灰岩和白云质灰岩, 碳酸盐的溶解会促进水中Ca2+和Mg2+浓度升高[8], 下游岩溶地区水中的ρ(Ca2+)和ρ(Mg2+)(69.2 mg·L-1和15.3 mg·L-1)明显高于上游非岩溶区(29.9 mg·L-1和8.0 mg·L-1), 表明了水中Ca2+和Mg2+主要来自碳酸盐风化溶解.同时, Ca2+、Mg2+和Cr也存在显著相关性(表 3), 因此PC2源于碳酸盐地层的输入.总方差的14.72%由主成分3(PC3)引起, Na+和K+的负载量高.研究区距离海洋较远, 大气环流所携带的海盐对研究区的Na+和K+的贡献很小, 研究区内(Na++K+)/Cl-的中值为1.3(>1), 说明Na+和K+并非只来源于蒸发岩(KCl和NaCl)[35], 还受到人类活动对其的影响.NO3-通常作为反映人为活动的特征离子, 研究区水中最大ρ(NO3-)(37.4 mg·L-1)远大于当地水体背景值(4.9 mg·L-1)[36], 表明研究区受到显著的人类活动影响.Na+和K+浓度的升高可能是源于当地人类农业活动使用不同种类含钾钠的肥料(例如粪肥和尿素)和除草剂/农药造成的, 农田和村庄附近的高Na+和K+浓度也表明了主成分3来源于人类农业活动.
2.3 重金属在思的河岩溶流域中的分布特征自尾矿库附近的上游河水到下游岩溶区的地下水, 思的河流域中的重金属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图 3).在河水中, 受矿山排水影响的重金属浓度(Cu、Pb、Zn、Cd、Mn、Fe、As和Sr)整体表现出距离尾矿库越远其浓度越低.主要原因是重金属在随河水迁移的过程中发生了稀释和沉积效应[37], 部分吸附重金属的颗粒物在河底进行沉积.与其他重金属相比, 河水中的ρ(Cr)(0.5 mg·L-1)明显低于地下水ρ(Cr)(2.6 mg·L-1).这主要是因为水中的Cr主要来源于碳酸岩的贡献, 元素的主成分和相关性证明了这一观点(表 2和表 3), 在混合水的作用下, 碳酸岩的溶解, 增加了地下水中的Cr浓度.与河水比较, 地下水中的重金属浓度明显降低(图 3).
![]() |
图 3 地表水和地下水重金属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eavy metals in river water and groundwater |
岩溶管道出水口的地下水化学和同位素组成反映了水在岩溶含水层中发生的所有过程.选择思的河岩溶管道的入口(SR7)和出口(SR8)进行取样分析(图 4).相对于SR7, SR8的水化学中ρ(Ca2+)(22mg·L-1上升到33 mg·L-1)和ρ(HCO3-)(58 mg·L-1上升到103 mg·L-1)表现出显著上升, ρ(Pb)也表现出相对上升(1.3 μg·L-1上升到2.1 μg·L-1), 而ρ(SO42-)、ρ(Zn)和ρ(Cd)表现出相对降低(分别为34.6 mg·L-1降低到11.4mg·L-1、315 μg·L-1降低到272 μg·L-1和3.5 μg·L-1降低到1.9 μg·L-1).
![]() |
(9) |
![]() |
(10) |
![]() |
图 4 研究区主要水化学参数 Fig. 4 Main hydrochemical parameters in the study area |
Ca2+和HCO3-浓度的升高表明流经管道的受污染地表水促进了碳酸盐岩的溶解.岩溶含水层通过化学风化缓冲AMD水[式(9)和式(10)][38].增加的HCO3-浓度可以与含水层中金属离子发生缓冲效应形成金属络合物沉淀, 导致地下水中重金属浓度降低[39].Pb浓度的升高可能是因为含金属颗粒的矿山废水与岩溶管道中含水层的水发生混合, 在混合水的作用下, 颗粒中的重金属重新溶解. 相对于其他重金属而言, Pb在颗粒相中占比远大于溶解相, 因此重金属颗粒物为溶解Pb提供了物质来源.意大利东北部阿尔卑斯山的Pb-Zn矿山废水中也可观察到主要的Zn离子形式和Pb固相[40].因此, 颗粒溶解后, 水中的Pb浓度明显升高.金属以何种化学形式存在也受局部氧化还原状态的影响, 厌氧细菌(异化)硫酸盐还原(BSR)可以形成高度不溶的金属硫化物沉淀[41].在一些微生物垫的氧化层中也发现了高速率的硫酸盐还原[42].因此, BSR可能发生在岩溶管道中, 导致样品SR8中溶解硫酸盐浓度降低.岩溶岩石可以通过碳酸盐岩为矿山排水提供强大的酸缓冲潜力.此外, 硫酸盐还原反应能够产生HCO3-确保碱度以维持5~8的“最佳”pH范围[43].由于岩溶背景和BSR, Cd和Zn与HCO3-形成络合物的趋势明显增加, 出现相应地沉淀, 从而出现Zn和Cd浓度降低.Yang等[44]在水房泉的岩溶地下水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在河水渗流到岩溶含水层的过程中, 部分重金属颗粒会滞留在岩溶孔隙中, 这也降低了地下水中重金属的浓度[45].
综上所述, 在外源水进入岩溶含水层时, 岩溶水会发生明显的混合作用, 在颗粒物中占比大的重金属Pb会发生少量的溶解.岩溶水特有的水化学特性和岩溶裂隙高度发育促使了重金属在岩溶含水层中发生沉降, 其次是岩溶管道中的BSR作用也会引起岩溶水重金属的浓度降低.
2.4 水质分析及重金属健康风险评价 2.4.1 水质指数运用式(1)全面地计算了每个采样点的水质指数(WQI, 图 5).思的河流域中的WQI在0.9~156.6之间变化, 平均值为19.7.样品SR1(WQI=156.6)是差水, 样品SR2(WQI=80.7)是好水, 其他为优质水(WQI<50).研究区82%河水样品为优质水, 地下水样均为优质水.样品SR1和SR2的水质较差是因为其位置距离老厂铅锌矿尾矿坝最近, 受矿山排水的影响严重造成的.
![]() |
图 5 思的河岩溶流域中的水质指数(WQI) Fig. 5 Water quality index(WQI) of water in the Sidi River karst basin |
由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水质标准中未规定重金属元素Mn、Fe、和Sr的标准限值, 因此本研究不对这3种元素进行水质评价.对思的河流域地表河水、地下水中6种重金属(Cu、Pb、Zn、Cd、As和Cr)的浓度中值进行内梅罗单因子污染指数(Wi)计算, 得出水体中重金属的污染奉献程度, 其中Cu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污染贡献程度为0.000 8和0.000 2, 保留两位小数均为0[图 6(a)].同时利用内梅罗多因子综合污染指数(Wn)得出水质综合污染情况[图 6(b)].
![]() |
图 6 思的河岩溶流域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 Fig. 6 Nemerow comprehensive pollution index in Side River karst basin |
计算结果表明, 思的河流域地表河水中各重金属单因子污染大小顺序为:Cd>Zn>Pb>Cr>As>Cu, 所有单因子指数都小于1, 属于清洁级; 地下水中各重金属单因子污染大小顺序为:Cr>Cd>Pb>As>Zn>Cu, 所有单因子指数都小于0.1, 可以忽略不计, 也属于清洁级[图 6(a)].思的河流域地表河水的Wn为4.12, 达到强污染级, 主要污染重金属为Cd、Zn和Pb; 地下水的Wn为0.07, 为无污染级[图 6(b)].
2.4.3 健康风险评价根据主成分分析, 本研究计算出了研究区水体中每种重金属的权重(表 5).
![]() |
表 5 思的河岩溶流域每种重金属的危害商和危害指数1) Table 5 Hazard quotient and hazard index for each heavy metal in the Sidi River karst basin |
根据式(4)~(8), 表 6显示了河水和地下水中的HQ和HI值.所有的HQingestion、HQdermal和HI值都远小于1, 表明这些元素危害很小.与皮肤相比, 摄入是这些重金属危害人类的主要途径.儿童的HQingestion、HQdermal和HI值高于成人, 表明在相同环境下儿童比成人暴露更容易受到伤害.河水中As的HQingestion和HI以及Cd的HQdermal最高, 地下水中As的HQingestion和HI以及Cr的HQdermal最高, 表明它们具有潜在的危害性.结果表明, As是研究区水体中最具有潜在威胁的金属.As为铅锌矿的伴生元素[34], 铅锌矿的开采加大了As的暴露.在铅锌矿排水过程中, As以溶解态和颗粒态进入河水中.导致河水中的砷浓度升高, 长期饮用砷可能导致潜在的疾病[46].当地居民应对水体中的As高度重视, 采取科学的措施去除自然水体中的砷是十分必要的.除了As, Cd和Cr也不能忽略.
![]() |
表 6 思的河岩溶流域河水和地下水中各元素的参考剂量(RfD)、危害商(HQ)和危害指数(HI) Table 6 Reference dose(RfD), hazard quotient(HQ), and hazard index(HI) for each element in river water and groundwater in the Sidi River karst basin |
(1) 思的河流域中的Cu、Pb、Zn、Cd、Mn、Fe、As和Sr主要来自于矿山废水的排放(占方差的55.42%); Ca2+、Mg2+和Cr主要来自碳酸盐岩风化溶解的贡献(占方差的21.41%); Na+和K+与当地人类农业或有关(占方差的14.72%).
(2) 在稀释和沉积效应下, 河水中Cu、Pb、Zn、Cd、Mn、Fe、As和Sr浓度距离尾矿库越远其浓度越低.岩溶水的混合作用致使重金属占比大的颗粒物溶解出水解金属(如Pb).岩溶水特有的水化学特性和岩溶裂隙高度发育促使了重金属在岩溶含水层中发生沉降(Zn、Cd), 其次是岩溶管道中的BSR作用也影响着重金属在岩溶含水层中的空间分布特征.
(3) 在矿山附近的河水中Pb、Zn和Cd浓度超过了饮用水指标的限值.研究区82%的河水样品为优质水(WQI<50), 地下水样均为优质水(WQI<50).河水中内梅罗综合污染指数为4.12, 属于强污染级, Cd、Zn和Pb为主要污染重金属.对于健康风险评估, 所有危害指数均在1以下, 河水中As的HQingestion和HI以及Cd的HQdermal最高, 地下水中As的HQingestion和HI以及Cr的HQdermal最高.As、Cd、Zn、Pb和Cr是研究区水体中最具有潜在威胁的金属.
[1] |
曹宏斌, 李爱民, 赵赫, 等. 我国工业水污染防治措施实施情况评估[J]. 中国工程科学, 2022, 24(5): 137-144. Cao H B, Li A M, Zhao H, et al. Evaluatio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ial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in China[J]. Strategic Study of CAE, 2022, 24(5): 137-144. |
[2] | Ustaoǧlu F, Tepe Y, Aydin H. Heavy metals in sediments of two nearby streams from southeastern Black Sea coast: contamination 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J]. Environmental Forensics, 2020, 21(2): 145-156. DOI:10.1080/15275922.2020.1728433 |
[3] | Gao S L, Wang Z H, Wu Q X, et al.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evaluation of dissolved heavy metals and a water quality assessment in the Lake Aha watershed, Southwest China[J]. PeerJ, 2020, 8. DOI:10.7717/peerj.9660 |
[4] | Xiao J, Wang L Q, Deng L, et al. Characteristics, sources, water quality an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trace elements in river water and well water in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 650: 2004-2012. DOI:10.1016/j.scitotenv.2018.09.322 |
[5] |
王杜珈, 何帅, 周小霞. 污水处理厂不同单元工艺水中重金属及其纳米颗粒的分布[J]. 环境科学, 2021, 42(7): 3358-3365. Wang D J, He S, Zhou X X. Distribution of heavy metal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nanoparticles in different treatment unit processes in the sewage treatment plant[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 42(7): 3358-3365. DOI:10.13227/j.hjkx.202012013 |
[6] | Liao H W, Jiang Z C, Zhou H, et al. Isotope-based study on nitrate sources in a karst wetland water, Southwest China[J]. Water, 2022, 14(10). DOI:10.3390/w14101533 |
[7] | Li Z Y, Ma Z W, Van der Kuijp T J, et al. A review of soil heavy metal pollution from mines in China: pollution and health risk assessment[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4, 468-469: 843-853. DOI:10.1016/j.scitotenv.2013.08.090 |
[8] | Sun J, Kobayashi T, Strosnider W H J, et al. Stable sulfur and oxygen isotopes as geochemical tracers of sulfate in karst waters[J].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7, 551: 245-252. DOI:10.1016/j.jhydrol.2017.06.006 |
[9] |
闫钇全, 刘琦, 邓大鹏, 等. 表层岩溶裂隙带土壤地表流失/地下漏失室内模拟实验[J]. 中国岩溶, 2022, 41(2): 240-248. Yan Y Q, Liu Q, Deng D P, et al. Laboratory simulation study on soil surface loss and underground leakage in the epikarst fissure zone[J]. Carsologica Sinica, 2022, 41(2): 240-248. |
[10] |
唐春雷, 梁永平, 晋华, 等. 山西娘子关泉群及其水的来源[J]. 中国岩溶, 2022, 41(2): 174-182. Tang C L, Liang Y P, Jin H, et al. Niangziguan spring group in Shanxi Province and its water source[J]. Carsologica Sinica, 2022, 41(2): 174-182. |
[11] | Ravindra K, Mor S. Distribution an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arsenic and selected heavy metals in groundwater of Chandigarh, India[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9, 250: 820-830. DOI:10.1016/j.envpol.2019.03.080 |
[12] | Muhammad S, Usman Q A.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in water of Indus River and its tributaries, northern Pakistan: evaluation for potential risk and source apportionment[J]. Toxin Reviews, 2022, 41(2): 380-388. DOI:10.1080/15569543.2021.1882499 |
[13] | Amin S, Muhammad S, Fatima H. Evaluation and risks assessment of potentially toxic elements in water and sediment of the Dor River and its tributaries, northern Pakistan[J].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 Innovation, 2021, 21. DOI:10.1016/J.ETI.2020.101333 |
[14] | Fan H M, Chen S S, Li Z E, et al. Assessment of heavy metals in water, sediment and shellfish organisms in typical areas of the Yangtze River estuary, China[J].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2020, 151. DOI:10.1016/j.marpolbul.2019.110864 |
[15] | Liu J, Luo X W, Sun Y Q, et al. Thallium pollution in China and removal technologies for waters: a review[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19, 126: 771-790. DOI:10.1016/j.envint.2019.01.076 |
[16] | Sahoo M M, Swain J B. Modified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dex(m-HPI) for surface water quality in river basins, Indi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0, 27(13): 15350-15364. DOI:10.1007/s11356-020-08071-1 |
[17] | Li Q, Hu Q J, Zhang C L, et al. The effect of toxicity of heavy metals contained in tailing sands on the organic carbon metabolic activity of soil microorganisms from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in the karst region[J]. 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 2015, 74(9): 6747-6756. DOI:10.1007/s12665-015-4684-0 |
[18] | Kong J, Guo Q J, Wei RF, et al. Contamination of heavy metals and isotopic tracing of Pb in surface and profile soils in a polluted farmland from a typical karst area in Southern China[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8, 637-638: 1035-1045. DOI:10.1016/j.scitotenv.2018.05.034 |
[19] | Qin W J, Han D M, Song X F, et al. Effects of an abandoned Pb-Zn mine on a karstic groundwater reservoir[J]. Journal of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2019, 200: 221-233. DOI:10.1016/j.gexplo.2018.09.007 |
[20] | Zeng J, Han G L. Preliminary copper isotope study on particulate matter in Zhujiang River, Southwest China: application for source identification[J].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2020, 198. DOI:10.1016/j.ecoenv.2020.110663 |
[21] | Alves D D, Riegel R P, Klauck C R, et al. Source apportionment of metallic elements in urban atmospheric particulate matter and assessment of its water-soluble fraction toxicity[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0, 27(11): 12202-12214. DOI:10.1007/s11356-020-07791-8 |
[22] | Colombo M, Brown K A, De Vera J, et al. Trace metal geochemistry of remote rivers in the Canadian Arctic Archipelago[J]. Chemical Geology, 2019, 525: 479-491. DOI:10.1016/j.chemgeo.2019.08.006 |
[23] | Chai N P, Yi X, Xiao J, et al.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sources, water quality an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trace elements in the Fen River[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1, 757. DOI:10.1016/j.scitotenv.2020.143882 |
[24] |
刘彦龙, 郑易安. 黄河干流水质评价与时空变化分析[J]. 环境科学, 2022, 43(3): 1332-1345. Liu Y L, Zheng Y A. Water quality assessment and spatial-temporal variation analysis in Yellow River basi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2, 43(3): 1332-1345. |
[25] | Şener Ş, Şener E, Davraz A. Evaluation of water quality using water quality index(WQI) method and GIS in Aksu River(SW-Turkey)[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7, 584-585: 131-144. DOI:10.1016/j.scitotenv.2017.01.102 |
[26] |
张婉军, 辛存林, 于奭, 等. 柳江流域河流溶解态重金属时空分布及污染评价[J]. 环境科学, 2021, 42(9): 4234-4245. Zhang W J, Xin C L, Yu S,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and pollution evaluation of soluble heavy metals in Liujiang River basin[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 42(9): 4234-4245. |
[27] |
武婷, 孙善伟, 樊境朴, 等. 不同年份太湖水域全氟化合物健康风险源解析对比[J]. 环境科学, 2022, 43(9): 4513-4521. Wu T, Sun S W, Fan J P, et al. Comparison of health risk from sources of perfluoroalkyl substances in Taihu Lake for different year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2, 43(9): 4513-4521. |
[28] |
王晓东, 田伟, 张雪艳. 宁夏地区地下水金属元素分布特征及健康风险评价[J]. 环境科学, 2022, 43(1): 329-338. Wang X D, Tian W, Zhang X Y.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metal elements for groundwater in the Ningxia region of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2, 43(1): 329-338. |
[29] |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Risk assessment guidance for superfund, volume Ⅰ: human health evaluation manual(part E, supplemental guidance for dermal risk assessment, OSWER 9285.7-02EP)[R]. Washington: EPA, 2014. |
[30] | 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S]. |
[31]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uidelines for drinking-water quality(3rd ed.)[M].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6. |
[32] |
师环环, 潘羽杰, 曾敏, 等. 雷州半岛地下水重金属来源解析及健康风险评价[J]. 环境科学, 2021, 42(9): 4246-4256. Shi H H, Pan Y J, Zeng M, et al. Source analysis and health risk assessment of heavy metals in groundwater of Leizhou Peninsul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1, 42(9): 4246-4256. |
[33] | Deng L M, Shahab A, Xiao H, et al.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 of dissolved heavy metals in the Lijiang River, China: implication of rainstorm on drinking water quality[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21, 28(48): 68475-68486. |
[34] | Qin W J, Han D M, Song X F, et al. Sources and migr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a karst water system under the threats of an abandoned Pb-Zn mine, Southwest China[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21, 277. DOI:10.1016/j.envpol.2021.116774 |
[35] |
余伟, 杨海全, 郭建阳, 等. 贵州草海水化学特征及离子来源分析[J]. 地球与环境, 2021, 49(1): 32-41. Yu W, Yang H Q, Guo J Y, et al. Hydr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ajor ion sources of Lake Caohai in Guizhou Province[J]. Earth and Environment, 2021, 49(1): 32-41. |
[36] |
王修华, 曹建华, 吴夏, 等. 漓江流域河流水体离子组成特征及来源[J]. 水文, 2019, 39(3): 68-74. Wang X H, Cao J H, Wu X, et al. Characteristics and origin of major ions in river water in the Lijiang River basin[J]. Journal of China Hydrology, 2019, 39(3): 68-74. |
[37] | Park I, Tabelin C B, Jeon S, et al. A review of recent strategies for acid mine drainage prevention and mine tailings recycling[J]. Chemosphere, 2019, 219: 588-606. |
[38] | Ren K, Zeng J P, Liang J, et al. Impacts of acid mine drainage on karst aquifers: Evidence from hydrogeochemistry, stable sulfur and oxygen isotope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1, 761. DOI:10.1016/j.scitotenv.2020.143223 |
[39] | Iribar V, Izco F, Tames P, et al. Water contamination and remedial measures at the Troya abandoned Pb-Zn mine(The Basque Country, northern Spain)[J]. Environmental Geology, 2000, 39(7): 800-806. |
[40] | Pavoni E, Covelli S, Adami G, et al. Mobility and fate of Thallium and other potentially harmful elements in drainage waters from a decommissioned Zn-Pb mine(North-Eastern Italian Alps)[J]. Journal of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2018, 188: 1-10. |
[41] | Brown A L, Martin J B, Kamenov G D, et al. Trace metal cycling in karst aquifers subject to periodic river water intrusion[J]. Chemical Geology, 2019, 527. DOI:10.1016/j.chemgeo.2018.05.020 |
[42] | Sigalevich P, Meshorer E, Helman Y, et al. Transition from anaerobic to aerobic growth conditions for the sulfate-reducing bacterium Desulfovibrio oxyclinae results in flocculation[J].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000, 66(11): 5005-5012. |
[43] | Willow M A, Cohen R R H. pH, dissolved oxygen, and adsorption effects on metal removal in anaerobic bioreactor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2003, 32(4): 1212-1221. |
[44] | Yang P H, Li Y, Groves C, et al. Coupled hydrogeochemical evaluation of a vulnerable karst aquifer impacted by septic effluent in a protected natural area[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 658: 1475-1484. |
[45] | Khaska M, Le Gal La Salle C, Sassine L, et al. Arsenic and metallic trace elements cycling in the surface water-groundwater-soil continuum down-gradient from a reclaimed mine area: isotopic imprints[J]. Journal of Hydrology, 2018, 558: 341-355. |
[46] |
李颜, 黄益宗, 保琼莉, 等. 外源茉莉酸对水稻幼苗根系砷积累及抗逆应答效应[J]. 环境科学, 2022, 43(9): 4831-4838. Li Y, Huang Y Z, Bao Q L, et al. Effects of exogenous jasmonic acid on arsenic accumulation and response to stress in roots of rice seedling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2, 43(9): 4831-48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