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水中典型污染物控制与水质保障北京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44;
3.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节能环保劳卫研究所, 北京 100081
2.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Aqueous Typical Pollutants Control and Water Quality Safeguard, Beijing 100044, China;
3. Energy Saving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Railway Science Corporation Limited, Beijing 100081, China
多环芳烃(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是一种含有两个或者多个苯环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AHs主要来源于人为源(如石油、煤炭等不完全燃烧)且具有持久性, 因而广泛地存在于沉积物、大气、土壤以及水体等多介质环境中[1, 2].目前,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农业区域中, 由于快速城镇化、工业化以及密集的农业活动, 土壤、地表水或者大气中的PAHs可通过地表水补给、渗漏、农业灌溉以及污染土壤的淋滤等作用进入地下水环境, 导致农村区域中地表水以及地下水面临着PAHs污染的严重的风险[3~5].
近年来, 大量的学者对土壤、大气和地表水等介质中PAHs的分布及来源进行了调查研究, 如Sun等[6]报道了中国东部地区26个省市地区中农田表层土壤中PAHs的残留特征. Ma等[7]报道了中国11个城市大气中PAHs的分布水平. Liu等[8]使用PMF模型对长江三角洲表层沉积物残留的PAHs进行了来源分析.然而目前国内外对地下水中PAHs的残留及分布研究相对较少, 且主要针对小区域内地下水中PAHs的分布进行报道.昌盛等[4]报道了滹沱河冲洪积扇地下水中多环芳烃的分布特征, 张跃进等[5]以及李佳乐等[9]研究了污灌对地下水中PAHs污染的影响, Li等[10]研究了PAHs在黄河河口地表水-地下水之间的环境行为, 石油输入以及石油燃烧加重了环境中PAHs的污染.
沈抚新城是由沈阳东部农村区域以及抚顺西部农村区域组成, 正在进行城镇化建设, 该区域土地利用类型正在由耕地转变为城市居民或者工业园区用地.由于水资源短缺等问题, 该区域耕地曾有使用污水进行灌溉的历史, 土壤表层PAHs污染严重[11, 12].而沈阳和抚顺又是以“煤”为基础的资源型重工业城市, 区域环境面临PAHs污染的风险较大[13, 14].随着城镇化的进行, 人口不断密集, 地下水作为该区域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居民饮用水的水源或备用水源, 其污染造成的健康危害不容忽视.所以, 对该区域地下水PAHs的残留进行分析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 本文选取处于正在进行城镇化建设的沈抚新城为研究区域, 分析该区域地下水中PAHs的污染特征、来源, 并对PAHs的饮水健康风险进行评价, 以期为区域地下水污染防治提供数据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化学标准品及主要试剂16种EPA优控的PAHs混合标准品:萘(Nap)、苊烯(Acy)、苊(Ace)、芴(Flo)、菲(Phe)、蒽(Ant)、荧蒽(Flu)、芘(Pyr)、苯并[a]蒽(BaA)、䓛(Chr)、苯并[b]荧蒽(BbF)、苯并[k]荧蒽(BkF)、苯并[a]芘(BaP)、二苯并[a, h]蒽(DahA)、茚并[1, 2, 3-cd]芘(IcdP)、苯并[ghi]苝(BghjP), 以及13C标记的代标物(Naphthalene-D8、Fluorene-D10、Pyrene-D10、Perylene-D12、Phenanthrene-D10)均购于美国Accustandard公司.其中Phenanthrene-D10作为内标物, 用于标准曲线的校正.Naphthalene-D8、Fluorene-D10、Pyrene-D10和Perylene-D12作为代标物, 用于实验过程中污染物回收率的计算.农残级的正己烷、丙酮、二氯甲烷、异辛烷购于美国J.T.Baker公司.硅胶(100~200目)购于德国Merck公司, 在130℃下活化18~24 h, 平衡6 h密封保存于棕色瓶中待用.无水硫酸钠(优级纯)购于天津第三化工有限公司, 于马弗炉中600℃烘烧6~8 h, 密封于棕色瓶中置于干燥器中待用.
1.2 样品的采集沈抚新城为沈阳市东部和抚顺市西部的沈抚连接带, 正在进行城镇化建设, 处于沈阳经济区的核心位置, 也是沈抚两市同城化发展的先导区.该区域总面积为605 km2, 其中沈阳市335 km2, 抚顺市259 km2.目前研究区域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和林地, 分别占总面积的60%和30%, 而城镇用地大约占总面积的1%.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建设, 预计到2020年, 城镇化区域面积可占到总面积的40%左右.本研究采用网格布点的方法, 构建0.01°×0.01°经纬度网格系统.2014年12月枯水期期间, 根据村庄分布、土地利用和实际交通等情况, 在研究区域采集了49个地下水样品, 采样点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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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沈抚新城土地利用和地下水采样点分布示意 Fig. 1 Land use types and groundwater sampling sites in Shen-Fu New City |
地下水采样主要为民用井, 水样水深大致为50~100 m处, 采样时, 取水样2 000 mL, 置于预先用蒸馏水和二氯甲烷洗净的棕色玻璃瓶中, 棕色试剂瓶置入加有冰块的保温箱, 运回实验室于冰箱4℃保存, 并且在48 h内完成样品前处理.
1.3 水样预处理与测定水样的分析方法主要参考文献[15].取1 L水样用0.45 μm滤膜过滤并转移到分液漏斗中, 加入100 μL的PAHs的代标后, 用100 mL的二氯甲烷进行振荡萃取5 min, 静置分层10 min, 分离有机相, 重复上述萃取步骤3次, 然后将有机相合并, 通过无水硫酸钠进行脱水处理.脱水后的有机相加入15 mL的正己烷, 经过旋转蒸发仪进行浓缩处理到4 mL完成溶剂置换, 氮吹浓缩后的萃取液通过活化的硅胶净化柱进行净化处理, 淋洗液再次经过旋转蒸发仪和氮气定容到1 mL, 进行GC-MS分析.
富集的水样采用Agilent 6890-5975 GC/MS气质联用仪分析.色谱柱为DB-5MS型, 规格为30 m×0.25 mm×0.25 μm, 载气为高纯氦气(99.999%), 采用不分流进样2.0 μL.色谱柱升温程序为:初始温度50℃, 先以10℃·min-1的速率升温至180℃, 保持1 min, 再以5℃·min-1的速率升温至280℃, 保持10 min.进样口温度270℃, 流速为1.0 mL·min-1.质谱条件:传输线和离子源的温度分别为270℃和250℃.离子源为EI源, 电子轰击源能量为70 eV, 选择离子检测SIM模式进行数据采集, 最后采用内标法定量.
1.4 质量控制与质量保证为了保证实验分析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每10个水样分析的过程中, 同时处理1个空白样及1个加标样, 分别监测人为影响情况、实验的重现性及方法的回收率. 4种PAHs代标物(Naphthalene-D8、Fluorene-D10、Pyrene-D10和Perylene-D12)的回收率分别为:60%~100%、61%~110%、68%~118%和63%~118%, 其中平均值分别为85%、92%、101%和101%, 符合质控要求.
2 结果与讨论 2.1 PAHs污染现状枯水期沈抚新城地下水样品中PAHs的残留现状如表 1所示, 其中Σ16PAHs的检出率为100%.检出的PAHs中, 3环和4环的PAHs检出率较高, 其检出率分别为100%和87.76%.而单体中3环的苊烯(Acy)、苊(Ace)、芴(Flo)、菲(Phe)和蒽(Ant)的检出率都相对较高, 检出率皆大于90%, 其检出率分别为95.92%、97.96%、95.92%、91.84%和93.88%.高环数PAHs(5~6环)的检出率相对较低, 其检出率分别为87.76%和75.51%.而检出最低的为2环PAHs, 其检出率为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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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沈抚新城地下水PAHs的浓度1) Table 1 Concentration of PAHs in the groundwater of Shen-Fu New City |
研究区域内地下水中PAHs的浓度范围为(4.38~2 005.02 ng·L-1), 平均浓度值为(414.64±526.13)ng·L-1.单体中BaP的浓度范围为(n.d.~59.39 ng·L-1), 根据国家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GB 17051-2001》规定, 饮用水中BaP的限值为10 ng·L-1, 其中研究区域有7个地区的水体中浓度大于该值, 不能被饮用.与国内其他地区地下水中PAHs残留浓度对比而言, 本研究区域地下水中PAHs的浓度高于江汉平原四湖流域上区地下水(55.86~224.63 ng·L-1)[16]、太原市小店污灌区地下水(13.98~505.89 ng·L-1)[9]、滹沱河冲洪积扇地下水(未检出~334.3 ng·L-1)[4]以及辽东半岛地下水(1.0~66 ng·L-1)[17], 低于浑河沿岸污灌区地下水(3 668~23 505 ng·L-1)[5]以及太湖平原浅层地下水(4~32 449 ng·L-1)中PAHs的残留量[18], 总体来说, 研究区域地下水中PAHs处于较高污染水平, 且部分区域地下水中BaP浓度超标, 对人类健康具有较大的潜在风险.
由图 2研究区域地下水中PAHs的环数分布特征可知, 地下水中PAHs主要以3环和4环为主, 其平均浓度分别为(190.93±238.96) ng·L-1和(140.01±234.69) ng·L-1, 分别占总PAHs含量的46%和34%.其次为2环, 浓度范围为n.d.~384.54 ng·L-1, 占总含量的13%.高环PAHs(5环和6环)的浓度最低, 其浓度平均值分别为(23.59±48.91) ng·L-1和(2.70±4.93) ng·L-1, 5环和6环占总PAHs含量的7%.可见, 该区域地下水中以中低环PAHs为主, 分析认为这可能与PAHs的物化性质以及地下水中PAHs的来源有关.一方面, 影响PAHs在土壤中纵向迁移以及水-土之间的质量分配的主要因素为PAHs的辛醇-水分配系数(Kow).低分子量的PAHs具有较小的Kow值, 相较高分子量的PAHs而言易于存在于水体中.而高分子量的PAHs因具有较大的Kow值, 具有亲脂疏水性, 易吸附在土壤中有机质中而难于进行迁移, 因此水体中以低环PAHs为主[19, 20].另一方面, 沈抚新城处于沈阳和抚顺两座城市中间, 而沈阳和抚顺是以“煤”为主的资源型重工业城市, 研究区域周边的石化企业、机械制造业以及制药行业等较多, 生产过程中低环的PAHs排放量也相对较大, 通过大气沉降或污水灌溉等由表层土壤迁移到地下水的可能性很大.且研究区域因水资源等问题, 曾有较长使用石化行业排放的污水等进行灌溉的历史, 可能造成向下迁移的PAHs量更大[12, 13].有关该区域表层土壤中PAHs的残留报道结果也显示土壤中主要以低环PAHs为主[1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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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沈抚新城地下水中PAHs的环数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PAHs with different rings in the groundwater in Shen-Fu New City |
为进一步明晰地下水中PAHs含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使用克里金空间插值法对研究区域地下水中PAHs进行无偏估值, 并绘制枯水期PAHs的空间分布(如图 3).由地下水空间分布得知, PAHs由东到西、由两侧到中间的浓度逐渐升高.此外, 根据张跃进等的报道, 浑河流域地下水的流场方向是由东向西, 且与浑河流向成45°夹角, PAHs含量在地下水应力场以及地表水流向的作用下, 含量逐渐增高[5], 该结论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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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沈抚新城地下水中PAHs的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AHs in the groundwater in Shen-Fu New City |
根据其土地利用类型可见, 表层土壤为农田的区域地下水PAHs浓度较大, 而林地区域的PAHs浓度较小.PAHs污染最严重区域出现在北部中木匠屯以大泗水村等点位, 其最大值为2 005.02 ng·L-1.此外, 河流南岸后康村、民家村以及拉古满族乡, 地下水PAHs污染也相对较严重, 其最大浓度为1 892.98 ng·L-1.位于河流北侧东部区域的连岛村附近的村庄其PAHs浓度最小, PAHs浓度为4.38 ng·L-1.而位于城市区域附近的田屯村, 地下水中PAHs浓度也较小, 浓度值为50.20 ng·L-1.虽然城市区域相较农村区域可以产生更多的PAHs[22, 23], 但是城市区域土壤主要以水泥地面为主, PAHs向下迁移能力可能低于耕地, 造成该区域PAHs浓度较小.与王静等报道的该区域表层土壤PAHs分布规律相同[13].
综上所述, 地下水中PAHs的分布受表层土壤利用类型影响较大.表层土壤受扰动越大, 人类活动越频繁, 土壤表层PAHs的含量就越高, 地下水中PAHs含量就越大; 相反, 如林地因受人类活动影响小, 且土壤表层受干扰程度小, 其土壤表层PAHs主要来源于大气沉降等作用, 因此表层土壤中PAHs浓度较低, 地下水中PAHs浓度也相对较小, 该研究结论与崔学慧等[18]的报道结果一致.
2.3 PAHs的来源解析地表水、大气或土壤中的PAHs在进入地下水过程中因挥发、淋滤、降解、光解等作用产生损失或丢失, 从而造成“源谱”信息的失真、特征比值法等的不确定性[24].因此, 为了真实地了解地下水中PAHs的来源情况,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多元线性回归结合方法对其来源进行分析.本研究中主成分分析通过软件SPSS 24.0完成, 将枯水期地下水中16种PAHs浓度进行因子分析, 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 因子旋转方法设置为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 以达到对因子的解释进一步简化的目的.因子结果如表 2所示.同时, 结合多元线性回归计算PAHs各种来源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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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地下水的主成分分析1) Table 2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PAHs in the groundwater |
由表 2可见, 前4个因子的累积方法贡献率达到了86.55%, 基本上反映了原有数据的主要信息.因子1的方差贡献率为42.24%, 其主要荷载为BaA、Chr、BbF、BkF以及DahA.其中BaA和Chr是汽油和天然气燃烧的主要产物, BbF和BkF主要来源于汽油的不完全燃烧, 而DahA主要和交通排放有关, 因此成分1反映了地下水中的PAHs主要来源于汽油和天然气等的不完全燃烧源.因子2的方差贡献率为22.90%, 主要荷载为Ace、Flo、Ant、Flu以及Pyr.这些污染物中, Ant、Flo、Flu和Pyr主要来源煤炭等燃烧, 因此成分2为煤炭燃烧源.因子3的方差贡献率为12.26%, Nap和Acy的荷载系数较大.由于石油或油类主要以低分子量的PAHs(如萘、菲和蒽等)为主, 因此因子3判断为石油污染源.这也与之前报道结果一致, 由于该区域水资源等问题, 曾有长期使用石化废水进行灌溉的历史, 因此, 地下水中PAHs有石油排放等带来的污染.因子4的方差贡献率为9.15%, IcdP和BghjP的荷载系数较大, 这两种污染物主要与交通排放有关, 其中IcdP与油类燃烧有关, 而BghiP是汽油引擎的主要排放污染物, 因此成分4反映了交通排放的污染.
以PAHs总和的标准化分数为因变量, 以各因子得分为自变量(PC1、PC2、PC3和PC4的贡献率),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如下所示:
Y=0.640PC1+0.577PC2+0.497PC3 +0.051PC4
根据公式计算地下水体中PAHs的模拟浓度.结果如图 4所示, 将监测PAHs浓度与模拟浓度进行线性拟合, 结果表明模拟获得的PAHs浓度与实际监测PAHs的浓度之间呈显著地正相关关系(R2=0.992 9, P < 0.001), 说明该模型能够较好地解析该水体中PAHs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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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地下水PAHs主成分-多元线性回归的模拟结果与监测结果的相关性 Fig. 4 Correlation of model concentrations with measured concentrations of PAHs by PCA-MLR in ground water samples |
根据公式结果可知, 地下水中PAHs来源的主要4个成分包括汽油和天然气的不完全燃烧、煤炭燃烧、石油泄漏以及交通排放4个源, 其贡献率依次为36.26%、32.72%、28.17%和2.87%.
2.4 PAHs的饮水风险分析为了确定混合PAHs的毒性强弱, 引入毒性当量因子(toxic equivalent factors, TEFs)评价方法, 即以BaP为标准参考物, 设其TEF值为1, 根据TEF值计算水体中16种典型PAHs基于BaP的毒性当量TEQBaP(BaP毒性当量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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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ci是第i个PAHs的浓度(ng·L-1), TEQBaP是基于BaP的毒性当量(ng·L-1).
同时, 采用US EPA建议的BaP致癌斜率因子系数(CSF)来计算PAHs的致癌.依据下列公式计算人体引用该区域地下水时的终生致癌风险(incremental life cancer risk, IL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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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R为每日饮水量(L·d-1); CSF为BaP致癌斜率系数, 10 kg·d·mg-1; EF为每年暴露天数, 设为365 d; ED为暴露年数, a; BW为体重, kg; AT为人的预期寿命, 取值为27 302 d.本研究根据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惯, 将人群分为3个年龄段:儿童、青年和成人, 其暴露年限ED分别为6、14、30 a, 每天饮用水的数量分别为0.447、0.718、1.227 L·d-1, 体重分别为13.95、46.75、58.78 kg[25~27].
图 5为ILCR运算出研究区域内不同人群饮用地下水的风险水平, 当癌症风险水平值小于10-6, 说明处于安全范围内, 当癌症风险水平处于10-6~10-4之间时表明有潜在的健康风险, 而高于10-4时表明存在很高的潜在健康风险.从总体来看, 人群通过饮用地下水暴露于PAHs的终生致癌风险ILCR值范围为5.55×10-10~5.65×10-6, 其中13.60%的值处于10-6~10-4之间, 具有潜在的癌症风险, 其余的处于安全范围内.各类人群中, 成人通过饮用该区域地下水产生的致癌风险水平最大, 其范围为1.81×10-9~5.65×10-6, 平均值为8.43×10-7±1.61×10-6.儿童和青年的致癌风险水平无明显性差异, 其平均值分别为2.59×10-7±4.94×10-7和2.89×10-7±5.52×10-7, 均处于安全范围内.不同群体所表现出来的致癌风险水平的差异, 主要与其自身特征有关, 成人饮用水量相较于儿童和青年大, 其表现出了较高的癌症风险水平.从空间分布来看, 致癌风险水平高于10-6点位于表层土壤为耕地的区域, 说明了灌溉作用对地下水污染的重要影响, 由灌溉带来的地下水环境质量应当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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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地下水中PAHs终生致癌风险 Fig. 5 Health risks with incremental lifetime cancer risk for the groundwater |
(1) 本研究区域内地下水中PAHs的浓度范围为4.38~2 005.02 ng·L-1, 平均浓度值为(414.64±526.13)ng·L-1.单体中BaP的浓度范围为n.d.~59.39 ng·L-1, 其中研究区域有7个地区的水体中浓度大于国家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GB 17051-2001》中BaP的限值为10 ng·L-1, 不能被饮用.地下水中PAHs主要以3环和4环为主, 其平均浓度分别为(190.93±238.96)ng·L-1和(140.01±234.69)ng·L-1, 分别占总PAHs含量的46%和34%.
(2) 地下水中PAHs空间分布呈现由东到西、由两侧到中间浓度逐渐升高的趋势.地下水中PAHs的分布受表层土壤利用类型影响较大.当表层土壤为耕地时, 地下水PAHs浓度较大, 而为林地时PAHs浓度较小.
(3) 主成分分析-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明, 地下水中PAHs主要来源于汽油和天然气的不完全燃烧、煤炭燃烧、石油泄漏以及交通排放, 其贡献率依次为36.26%、32.72%、28.17%和2.87%.
(4) 不同的人群通过饮用地下水暴露于PAHs的终生致癌风险ILCR值范围为5.55×10-10~5.65×10-6, 其中13.60%的值处于10-6~10-4之间, 具有潜在的癌症风险, 对这些区域地下水环境质量应当引起关注.各类人群中, 成人通过饮用该区域地下水产生的致癌风险水平大于儿童和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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