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环境与装备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南京 210044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and Equipment Techn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长三角地区是温室气体CO2排放的高强度地区之一,碳排放高达全国总量的15%[1]. 南京是该地区第二大城市,也是重要的综合性工业生产基地,碳排放总量仅次于苏州位居江苏省第二位[2]. 城市是CO2重要排放源,直接观测城市中大气CO2浓度对于研究人类活动对大气温室气体的贡献至关重要.
由于城市下垫面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研究城市CO2排放规律需根据自身的特点因地制宜,目前主要的试验方法分为流动观测和定点观测. 流动观测是利用便携式气体分析仪,采用车载方式观测城市道路上的CO2浓度. 研究结果显示,道路上的CO2浓度和交通量关系密切,城市中心的CO2浓度高于城市周围,存在明显的“锅盖”现象[3-5]. 但是受观测高度的限制,观测值极易受地面排放源和非均匀建筑物的影响,空间代表性非常差. 定点观测是在固定观测点的某一高度或者不同高度观测CO2浓度. 研究结果显示,CO2通量基本表现为净源[6-10]. 但是以森林为主的城市下垫面[11,12],夏季的CO2通量可为负. 因此,CO2浓度的分布与城市下垫面状况密不可分[13]. 对城市CO2垂直观测的最新研究表明,CO2垂直分布在300 m以下受地面影响强烈,在特定气象条件下可以呈现较大的垂直梯度[14]. 因此,某个高度或者某一种下垫面的观测结果难以代表城市CO2的分布特征.
基于上述定点观测和流动观测的局限性,在城市中多个站点、 多个高度上观测大气CO2浓度更加有助于全面具体地认识城市CO2浓度的时空变化规律. 因此,以南京主城区为研究区域,设立多个同步连续CO2浓度观测点. 在城市的东、 西、 南、 北和中这5个方位上,基于非色散红外技术和离轴积分腔输出光谱技术观测城市的CO2浓度,研究其时空变化特征. 同时结合气象资料,分析风向、 风速、 大气层结稳定度对城市CO2浓度分布的影响,以期为城市碳排放模型的建立提供基础数据,也为政府各类节能减排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观测时间与地点两次观测试验于2014年7月和8月进行,观测时间各7 d.
第一次观测于7月18日00:00至2014年7月25日17:00(北京时间,下同)进行. 在南京主城区东、 西、 南、 北和中这5个方位100 m左右高度上同步连续观测大气CO2浓度,用于研究城市冠层顶CO2水平分布的时空特征(如图 1). 其中,东部为维景国际大酒店(32°02′N,118°29.4′E,楼高120 m),西部为天玺国际公寓楼(32°02′N,118°25.8′E,楼高103 m),南部为海通大厦(31°57′N,118°27.6′E,楼高107 m),北部为玉桥国际公寓(32°05′N,118°27.6′E,楼高102 m),中心为城开大厦(32°02′N,118°28.2′E,楼高110 m). 采样点均设在楼顶,除观测人员外无其他人为活动.
![]() | 图 1 观测点示意
Fig. 1 Image of the surroundings of the observation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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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观测于8月3日00:00至2014年8月9日24:00进行. 在110 m(高层建筑的顶层)、 65 m(高层建筑物的中部)和30 m(高层建筑的低层)这3个高度上同步连续观测CO2浓度,获取城市CO2浓度的垂直分布,用于进一步分析上述测点的空间代表性. 其中110 m和65 m采样点位于城开大厦,30 m采样点位于新澳大厦(32°02′19.11″ N,118°47′5.01″ E).
地面气象资料和探空资料源于南京方山气象站.
1.2 天气背景观测期间天气炎热,天气以晴好为主,日平均气温达28℃,盛行东北风.
第一次观测期间的位温廓线(Ⅰ)见图 2,可见除了7月18日存在较明显的稳定层结外,其他时间以近中性层结为主. 第二次观测期间的位温廓线(Ⅱ)见图 3,从中可以看出,8月3日至8月6日大气多以稳定层结和弱稳定层结为主,8月7日至8月9日期间大气以弱不稳定层结和中性层结为主.
![]() | 2014年7月18日00:00至2014年7月25日17:00图 2 位温廓线(Ⅰ)
Fig. 2 Vertical profiles of virtual potential temperature(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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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4年8月3日至2014年8月9日图 3 位温廓线(Ⅱ)
Fig. 3 Vertical profiles of virtual potential temperature(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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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仪器为3台基于离轴积分腔输出光谱技术的便携式CO2/CH4/H2O分析仪(型号915-0011,Los Gatos Research,Mountain View,CA,USA),用于城市主城区中部站点的3个高度CO2浓度垂直梯度观测; 5台非色散红外CO2/H2O分析仪(型号LI-840A,LICOR,Inc. Lincoln,NE,USA),用于5个方位的CO2浓度水平观测. 数据采集频率均为1 Hz. 观测仪器采样口均伸出楼外2 m. 采气管为内径1/4英寸的特氟龙管,末端连接过滤器(Swagelok,USA)和漏斗,防止颗粒污染物和雨水进入仪器影响观测效果和损坏仪器.
LI-840A型CO2/H2O气体分析仪(LI-COR Corporate,USA)是一款非色散红外(NDIR)气体分析仪. 它的准确度<1%,总漂移<0.4×10-6℃-1. 温度是决定分析仪测量精度的主要因素,为降低温度变化对观测结果的影响,配合自行设计的恒温系统. 此外,为了解决观测结果的漂移问题,对仪器每日进行1次零值校准和490×10-6的标准值校准. 首先利用99.999%的高纯氮气,由LI-840A读取数值,确定仪器的零点漂移值; 再利用490×10-6的国家2级标准气体(干空气中CO2,南京红健气体有限公司),同样由LI-840A读取数值,确定仪器490×10-6标准值的漂移度; 假设仪器的漂移为线性漂移,结合如下公式进行线性插值校正:
式中,t表示观测时间,t1和t2表示标定时间,t1<t<t2. c′代表校正之后的CO2浓度,c代表LI-840A型气体分析仪的测量值,c′std、 Nstd和cstd分别代表CO2标准气体的实际浓度值、 LI-840A型气体分析仪读取的N2标准气体和CO2标准气体的浓度值. 通过温度控制和校准,仪器间CO2浓度观测值的艾伦方差24 h内不超过1×10-6,适用于城市大气CO2浓度观测[14].
便携式CO2/CH4/H2O分析仪是一款离轴积分光腔技术气体分析仪,仪器本身可以自行调节温压等参数,测量精度达0.1×10-6,试验期间无需另外标定. 但为了使两种仪器的结果具有可比性,在试验开始前使用国家一级标准气体(干空气中CO2,标准值490×10-6,南京红健气体有限公司)对915-0011型和LI-840A型气体分析仪进行标定.
1.4 浓度差计算方法为了分析风向对CO2浓度空间分布的影响,根据风向建立直角坐标系. 令风向方向为x轴方向,沿着风向方向的左侧为y轴方向,对CO2浓度进行向量分解. 其中,cS cosθ、 cW sinθ、 cE sinθ、 cN cosθ为平行于风向的CO2分量,Δch_down (cS cosθ+cW sinθ)为下风向的CO2分量,Δch_up(cE sinθ+cN cosθ)为上风向的CO2分量; cS sinθ、 cW cosθ、 cE cosθ、 cN sinθ为垂直于风向的CO2分量. 因此,平行、 垂直于风向的CO2浓度差为:
式中,Δch和Δcv分别代表平行和垂直于风向的CO2浓度差,θ代表风向.
2 结果与分析 2.1 CO2浓度的垂直分布图 4为2014年8月3日00:00至2014年8月9日24:00期间3个高度CO2浓度变化的时间序列. 从中可见,不同高度上的CO2浓度时间变化趋势一致,但是数值相差较大. 其中,低层大气靠近地面CO2排放源,因此受人为活动影响最大,表现为30 m高度上的CO2浓度最高,观测期间的平均值为427.3×10-6(±18.2×10-6); 65 m和110 m高度上,距离地面排放源较远且大气湍流混合作用较强,因此CO2浓度下降、 垂直梯度减小,观测期间的摩尔分数平均值分别为411.8×10-6(±15.0×10-6)和410.9×10-6(±14.6×10-6).
![]() | 2014年8月3日至2014年8月9日图 4 不同高度CO2浓度的时间序列
Fig. 4 Time series of CO2 concentration at different he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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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大气层结越稳定,CO2浓度会越高同时垂直梯度也越大. 以8月4日07:00为例,此时为稳定层结,65 m与100 m高度上的CO2浓度差为10.2×10-6. 相对地,8月3日10:30,此时为不稳定层结,65 m和100 m高度上的CO2浓度差为-0.7×10-6. 因此,当大气以弱稳定层结为主时(8月3日至8月6日),城市冠层内的大气CO2浓度整体较高且垂直梯度较大. 30 m处CO2浓度为433.0×10-6(±18.2×10-6),比65 m和110 m处浓度平均高17.1×10-6、 18.4×10-6. 8月7日至8月9日,大气以弱不稳定层结和中性层结为主时,CO2浓度整体较低且垂直梯度较小. 30 m高度上的CO2浓度平均值分别为413.1×10-6(±7.2×10-6),比65 m和110 m处的CO2浓度仅高11.4×10-6和11.7×10-6.
2.2 CO2浓度的水平分布2014年7月18日00:00至2014年7月25日17:00期间CO2总体平均浓度的水平分布如表 1所示. 可以看出,主城区大气CO2浓度的分布呈现西、 南高,东、 北低,中心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特征. 其中,南面的CO2浓度最高,比中心CO2浓度高8.3×10-6; 其次是西面,比中心浓度高4.2×10-6; 然后是东面,比中心浓度低1.6×10-6; 北面最低,比中心浓度低2.3×10-6. 东与北之间、 西与南之间的CO2浓度差异较小,仅为0.7×10-6和4.1×10-6. 结合风向资料,观测期间盛行东北风,该风向出现频率分别43.6%. 正是由于风向原因,导致城市排放的CO2被平流输送到下风方向,形成西南高、 东北低的CO2浓度分布格局.
![]() | 表 1 5个观测点CO2浓度的统计结果1) Table 1 CO2 concentration statistical results in the five observation sites |
为了进一步分析风向对CO2浓度空间分布的影响,将上风向的CO2分量(Δch_up)与下风向的CO2分量(Δch_down)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显示,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997(n=371,P<0.01),但是Δch_down比Δch_up高7.85×10-6(±8.74×10-6). 这说明了风的水平输送造成了CO2空间分布的不均匀.
图 5是2014年7月18日00:00至2014年7月25日17:00期间平行、 垂直于风向的平均CO2浓度差和风速的关系. 首先,垂直于风向的CO2浓度差在零值附近摆动,平均值为-2.2×10-6(±9.5×10-6),明显低于平行于风向的CO2浓度差7.8×10-6 (±8.7×10-6). 再一次证明了风向是影响城市CO2空间分布的决定性因素. 除此之外,平行、 垂直于风向的CO2浓度差与风速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729(n=24,P<0.01)、 -0.6304(n=24,P<0.01). 说明CO2浓度差与风速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水平风速越大,空气的平流输送作用越强烈,更多的CO2被转移出城市,因此CO2浓度差越小.
![]() | 红色实线代表平行于风向的CO2浓度差,蓝色实线代表垂直于风向的CO2浓度差,紫色柱状代表风速,2014年7月18日00:00至2014年7月25日17:00图 5 CO2浓度差和风速的关系
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D-value of CO2 concentration and wind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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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为2014年7月18日00:00至2014年7月25日17:00期间CO2平均浓度的时间序列. 从中可以看出,5个站点的CO2浓度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首先,由于CO2源和汇的周期性变化,CO2浓度呈现明显的日变化特征. CO2浓度的峰值大多出现在07:00~09:00,该段时间正是上班早高峰,地面交通的碳排放量增加. 早高峰过后,随着植物光合作用的增强,CO2浓度逐渐降低,到17:00左右达到最低值,最低至396×10-6左右. 随着太阳落山,植物光合作用转为呼吸作用,CO2浓度再次逐渐升高.
![]() | 2014年7月18日00:00至2014年7月25日17:00图 6 5个观测点CO2浓度的时间变化
Fig.6 Time series of CO2 concentration in the five observation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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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气稳定度对CO2浓度的变化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气层结越稳定,CO2浓度越高. 19:00左右正是南京主城区的下班晚高峰. 因此,在7月17~19日、 7月21日、 7月24~25日,该时段CO2浓度有一个明显次高峰. 但是,在7月20日、 7月22~23日的19:00,大气为不稳定层结,由于湍流混合作用强烈,这种现象并未出现. 也正是由于大气稳定度的影响,当大气以稳定层结为主时(7月18日),城市冠层内的大气CO2浓度整体偏高; 当大气层结向近中性和中性过渡时(7月19~25日),CO2浓度逐渐降低.
因此,决定城市大气CO2浓度变化的主要因素,除了CO2源与汇以外,主要是风和大气层结稳定度. 3 讨论首先,CO2浓度的垂直分布与高度有关. 近地层大气的CO2浓度受地面CO2排放源的强烈影响. 高度越低,离排放源越近,CO2浓度值越高,空间代表性较差. 随着高度的增加,大气湍流混合作用增强,CO2浓度逐渐降低且垂直梯度减小,空间代表性会逐渐改善[15,16]. 此次观测结果显示,南京主城区30 m高度处CO2浓度明显高于65 m、 100 m高度CO2浓度,且65 m和110 m高度CO2浓度值非常接近,空间代表性有明显改善. 因此,选择110 m作为主要观测高度来分析南京市主城区冠层高度的CO2浓度分布特征基本可行.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南京市主城区多以24 m以内的高层建筑为主[17],但由于城区100 m以上超高层建筑的不断增加(2011年数据),需要选择更高的观测高度,提高CO2浓度观测的空间代表性.
其次,风和大气稳定度是造成CO2浓度时空变化的重要因素. 由于大气的平流输送运动,上风向的CO2浓度大多低于下风向[19]. 观测试验期间盛行东北风,因而主城区的CO2浓度分布整体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格局. 水平风速越大,CO2的平流输送项越大,就有更多的城市CO2被转移,导致城市CO2浓度差就越小. 因此,风在城市CO2收支中占有重要地位[20]. 且Li等[14]研究表明,大气层结稳定时,CO2浓度较高,反之浓度较低. 观测期间,在大气稳定度较低,大气混合较均匀的情况下,晚间CO2浓度的次高值现象便不存在,与上述结论一致.
最后,试验期间南京市CO2浓度变化有明显的日变化规律,主要体现在早晨的峰值和午后的谷值上,与其他研究结果基本一致[21-26]. 但是由于城市布局的差异,季节以及人类活动作息时间的不同,CO2浓度的峰值和谷值的出现时间以及CO2浓度值的不同. 观测期间南京城区CO2浓度峰值出现时间为07:00~09:00,在425×10-6~445×10-6左右,谷值出现在17:00在395×10-6左右,并伴有19:00左右的次高值现象. 2010年上海夏季城区CO2浓度峰值出现时间段为08:00~10:00,约415×10-6左右,谷值出现在15:00为405×10-6左右[27]; 2010年5~6月美国洛杉矶的CO2浓度峰值出现时间为05:00左右,在425×10-6左右,谷值出现在17:00为410×10-6左右[28]. 因此,一个城市的观测结果往往不能直接套用到另一个城市中.
4 结论(1)南京主城区夏季CO2浓度的垂直分布与高度有关,近地面浓度较高,高层浓度较低,100 m高度处可以代表南京主城区冠层高度的大气CO2浓度水平.
(2)风和大气稳定度是影响南京主城区夏季CO2浓度分布的重要因素,下风向CO2浓度高于上风向,风速越大,上下风向浓度差越小; 稳定度越高,CO2浓度越高.
(3)南京主城区CO2浓度存在明显的日变化特征且伴有自身的城市特征.
[1] | Shen S, Yang D, Xiao W, et al. Constraining anthropogenic CH4 emissions in Nanjing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hina, using atmospheric CO2 and CH4 mixing ratios [J]. Advances in Atmospheric Sciences, 2014, 31 (6): 1343-1352. |
[2] | 肖翔. 江苏城市15年来碳排放时空格局变化研究[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1. 20-33. |
[3] | Idso C D, Idso S B, Balling Jr R C. An intensive two-week study of an urban CO2 dome in Phoenix, Arizona, USA [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1, 35 (6): 995-1000. |
[4] | Gratani L, Varone L. Daily and seasonal variation of CO2 in the city of Rome in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affic volume [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5, 39 (14): 2619-2624. |
[5] | Wang H K, Fu L X, Zhou Y, et al. Trends in vehicular emissions in China's mega cities from 1995 to 2005 [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0, 158 (2): 394-400. |
[6] | Velasco E, Pressley S, Allwine E, et al. Measurements of CO2 fluxes from the Mexico City urban landscape [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5, 39 (38): 7433-7446. |
[7] | Vogt R, Christen A, Rotach M W, et al. Temporal dynamics of CO2 fluxes and profiles over a Central European city [J].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climatology, 2006, 84 (1-3): 117-126. |
[8] | Liu H Z, Feng J W, Järvi L, et al. Four-year (2006-2009) eddy covariance measurements of CO2 flux over an urban area in Beijing[J].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2012, 12 (17): 7881-7892. |
[9] | Song T, Wang Y S. Carbon dioxide fluxes from an urban area in Beijing[J]. Atmospheric Research, 2012, 106 (3):139-149. |
[10] | Contini D, Donateo A, Elefante C, et al. Analysis of particles and carbon dioxide concentrations and fluxes in an urban area: Correlation with traffic rate and local micrometeorology[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12, 46 (1): 25-35. |
[11] | Vesala T, Järvi L, Launiainen S, et al. Surface-atmosphere interactions over complex urban terrain in Helsinki, Finland[J]. Tellus B, 2008, 60 (2): 188-199. |
[12] | Grimmond C S B, Offerle B D, Hom J, et al. Observations of local-scale heat, water, momentum and CO2 fluxes at Cub Hill, Baltimore[C]. Preprints 4th Urban Environment Symposium,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2002: 117-118. |
[13] | 郭毅. 西安市大气CO2时空分布研究[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1. |
[14] | Li Y L, Deng J J, Mu C, et al.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CO2 in the atmospheric boundary layer: characteristics and impact of meteorological variables[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14, 91: 110-117. |
[15] | 何新星, 王跃思, 刘广仁, 等. 北京大气CH4、CO2、TOC日变化规律及垂直分布的自动连续观测[J]. 中国环境监测, 2005, 21 (3): 62-66. |
[16] | Idso S B, Idso C D, Balling Jr R C. Seasonal and diurnal variations of near-surface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 within a residential sector of the urban CO2 dome of Phoenix, AZ, USA [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2, 36 (10): 1655-1660. |
[17] | 贺文慧, 杨昕, 汤国安, 等. 基于数字高程模型的城市地表开阔度研究——以南京老城区为例[J].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2012, 14 (1): 94-100. |
[18] | 刘红年, 蒋维楣, 孙鉴泞, 等. 南京城市边界层微气象特征观测与分析[J]. 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8, 44 (1): 99-106. |
[19] | Lietzke B, Vogt R. Variability of CO2 concentrations and fluxes in and above an urban street canyon [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13, 74 (2): 60-72. |
[20] | Strong C, Stwertka C, Bowling D R, et al. Urban carbon dioxide cycles within the Salt Lake Valley: A multiple-box model validated by observations [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 (1984-2012), 2011, 116 (D15): 307-319. |
[21] | Miyaoka Y, Inoue H Y, Sawa Y, et al. Diurnal and seasonal variations in atmospheric CO2 in Sapporo, Japan: anthropogenic sources and biogenic sinks [J]. Geochemical Journal, 2007, 41 (6): 429-436. |
[22] | Rigby M, Toumi R, Fisher R, et al. First continuous measurements of CO2 mixing ratio in central London using a compact diffusion probe [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8, 42 (39): 8943-8953. |
[23] | Rice A, Bostrom G. Measurements of carbon dioxide in an Oregon metropolitan region [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11, 45 (5): 1138-1144. |
[24] | Henninger S, Kuttler W. Near surface carbon dioxide within the urban area of Essen, Germany [J].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the Earth, Parts A/B/C, 2010, 35 (1-2): 76-84. |
[25] | George K, Ziska L H, Bunce J A, et al. Elevated atmospheric CO2 concentration and temperature across an urban-rural transect [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7, 41 (35): 7654-7665. |
[26] | García M Á, Sánchez M L, Pérez I A. Differences between carbon dioxide levels over suburban and rural sites in Northern Spain [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2, 19 (2): 432-439. |
[27] | 王长科, 王跃思, 刘广仁. 北京城市大气CO2浓度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J]. 环境科学, 2003, 24 (4): 13-17. |
[28] | Newman S, Jeong S, Fischer M L, et al. Diurnal tracking of anthropogenic CO2 emissions in the Los Angeles basin megacity during spring 2010 [J].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2012, 12 (2): 5771-5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