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类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城市环境受到人类工业、 交通等活动的强烈影响,其中,空气污染与大范围的雾霾已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人类活动排放到大气中的重金属通过干湿沉降[1,2]输入到地表灰尘与土壤中[3,4],会对城市居民健康造成危害[5, 6, 7, 8, 9, 10]. 然而,已有的空气污染监测方法成本过高,且受时空限制不易开展广泛的研究. 西方学者研究表明,生物指示在较大时空尺度上监测空气重金属污染方面具有显著优势[2, 11, 12].
苔藓植物是高等植物范畴的低等类群,无维管束,起附着作用的假根不能从基质中摄取养分,其叶大多由一层细胞构成且存在大量的阳离子交换点,能吸收其体表的矿质元素,对环境中重金属的反应敏感度大约是种子植物的10倍[12]. 以苔藓为指示物的生物监测技术是欧美发达国家研究大气重金属沉降的重要方法之一[2, 11, 13],其中欧盟已开展了5年一度的大气重金属沉降联合监测[14]. 但是,空气质量较恶劣的城市中苔藓植物的正常生长往往受到抑制[1]. 藓袋法(moss-bag method)是将从清洁区采集的某种苔藓植物制成藓袋,暴露于污染环境中一定时间进行监测的方法,具有方便灵活、 准确高效、 时效动态等优点[15, 16, 17, 18].
城市道路灰尘是土壤颗粒、 空气沉降物、 轮胎磨损碎屑等多种物质的混合[19],在形成与移动过程中又不断接受汽车尾气排放,并受到工业设施、 建筑物风化等影响[3,4],因此,道路灰尘的成分很复杂,富集了大量的污染物质,尤其是重金属元素[20],在外力作用下易形成扬尘,加剧空气污染的危害性. 目前,关于城市道路灰尘中重金属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含量调查与来源分析[3, 19, 20]、 重金属迁移转化规律[4]的研究. 迄今为止,还鲜有对泰州市区重金属污染状况的研究,因此,开展相关重金属污染调查,明确泰州市区重金属污染现状,对于泰州市环境污染防治、 环境质量评价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实验通过藓袋法与路尘法分别对泰州市城区近地面空气及道路灰尘中As、 Cd、 Cr、 Cu、 Mn、 Pb、 V、 Zn等8种主要重金属污染物的含量与污染特征进行了分析,并用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评价了其生态危害程度,以期为城市环境污染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泰州市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下游北岸,北纬32°01′57″~33°10′59″,东经119°38′24″~120°32′20″,属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受季风环流影响明显. 泰州工业经济基础雄厚,现有各类工业企业3.4万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083家,形成了以机电、 化工、 建材、 医药、 纺织、 食品等为主体的支柱行业. 近几年泰州市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建设取得重大进展,2012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01.67亿元,比上年增长12.5%. 据统计,到2011年10月泰州市区汽车保有量达到25.6万辆,并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 2012年全市SO2排放量达30万t,市区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优良标准以上的天数占全年比例的90.2%,其中可吸入颗粒物日均值达标率虽为91.0%,但仍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首要污染物. 1.2 样品采集与处理 1.2.1 藓袋制作与悬挂
用采自浙江安吉龙王山自然保护区主峰顶沼泽地的白齿泥炭藓(Sphagnum girgensohnii)作为监测材料. 苔藓采回后,选留鲜活部分,去除杂质并清洗干净,用1% HNO3浸泡24 h以去除其吸附的阳离子[15,16],再用去离子水清洗2次,自然晾干后装入尼龙筛网(网眼2.0 mm×2.0 mm)做成的矩形袋子(15 cm×15 cm),每个2.0~3.0 g,封紧袋口. 藓袋制作过程中穿戴乳胶手套,以避免污染.
依据泰州市城区具体的交通、 商业、 建筑分布等状况,选择了19个监测点(表 1),具体分布情况见图 1. 藓袋悬挂于行道树距离地面4~5 m的高度,保证完全暴露于空气中,没有物体遮盖,每个监测点3个样袋. 时间为2013-02-22~2013-04-30,满足达到最大吸附量的时间要求[15,21].
![]() | 表 1 泰州市 19个样点的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he 19 sampling sites of Taizhou |
![]() | 图 1 泰州市区样点分布示意 Fig. 1 A sketch map showing the sampling sites in Taizhou |
用塑料毛刷和塑料小铲分别对各监测点附近的道路灰尘进行样品采集,时间为2013-05-05,满足至少连续3 d不降雨的采样要求[5],以确保样品的代表性. 为获得较真实的分析测试所需样品,采样时避开公交站、 垃圾箱、 下水道口、 建筑用地等容易造成干扰的地方. 每个样点在10 m2范围内,随机采集5个位点的灰尘(总量不低于300 g),装入洁净PE自封袋充分混合后备用. 1.3 样品处理与测试 1.3.1 样品硝化处理
泥炭藓样品取回后自来水简略漂洗、 晾干,加液氮研磨后烘干,装入洁净自封袋中备用. 道路灰尘去除杂质后过200目尼龙筛,烘干至恒重后备用. 分别称量各样品(0.50±0.0005)g置于50 mL三角烧瓶中,加入10 mL混合酸(HClO4 ∶HNO3=1 ∶4)浸泡48 h进行“湿法灰化”,通风橱中消煮至溶液澄清后加入2 mL稀硝酸(HNO3 ∶H2 O=1 ∶1),消煮至白烟冒尽,冷却后用蒸馏水润洗至25 mL容量瓶定容. 每个样品均做平行双样处理,以试剂空白为对照,同时加测未经悬挂处理的泥炭藓样品用于消除相关影响. 分析所用试剂均为优级纯,实验所用玻璃仪器均用2%的HNO3浸泡24 h以上、 超纯水冲洗干净. 1.3.2 重金属测定
用PerkinElmer公司Optima 4300DV型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AES)测定As、 Cd、 Cr、 Cu、 Mn、 Pb、 V、 Zn等8种重金属的含量. 标准 样为GBW10020(GSB-11柑橘叶),样品回收率≥ 99.236%. 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用SPSS 19.0、 Microsoft Excel 2003. 1.4 重金属污染潜在生态风险评价方法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评价方法是目前国内外普遍使用的一种应用沉积学原理评价重金属污染与生态危害的方法. 该方法是瑞典科学家Hakanson于1980年建立的,他将沉积物的重金属含量与重金属的生态效应、 环境效应以及毒理学影响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22].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计算方法如下:

![]() | 表 2 重金属污染程度及潜在生态风险 Table 2 Heavy metal pollution degree an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
泰州市区近地面空气重金属监测统计结果见表 3. As、 Cd、 Cr、 Cu、 Mn、 Pb、 V和Zn含量分别为1.24~4.71、 0.35~2.36、 12.72~112.19、 12.49~28.71、 222.90~386.15、 20.04~58.72、 2.98~9.25和51.40~352.48mg ·kg-1. 其中,Cd、 Zn和Pb的平均值分别是相应背景值的8.23、 2.95和1.56倍,受人为影响较严重. 进一步分析发现,As、 Cd、 Cr、 Cu、 Mn和Pb的最大值均出现在样点1,即泰州市客运西站,这里位于泰州市老城区,是城西的交通汇焦点,车流量大,此外,这里还是一个集货运、 汽车修理与配件的交易市场. 从变异系数来看,Cr、 Cd和Zn的变异系数较大,说明它们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As、 Cu、 Mn、 Pb和V的变异系数较小,在区域分布上具有一定相似性,但就整体而言各样点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变化规律.
![]() | 表 3 藓袋法监测的泰州市城区近地面空气重金属 Table 3 Heavy metal content of moss-bags in the air near the ground of Taizhou |
苔藓植物是配子体占优势的孢子植物,起附着作用的假根不能从基质中摄取养料,通常认为其生长所需的养分主要来自大气沉降及雨水中溶解的矿物质[11, 12, 13, 14]. 表 4列出了国内外各大城市利用藓袋法监测的城市近地面空气重金属含量,可以看出泰州市空气中Cu与V的平均浓度相比较其他城市而言是比较低的,但是As与Cr却是最高的; 吉首市[25]空气中Cd与Mn的浓度最高,达到了4.45mg ·kg-1和405mg ·kg-1; Zn最大值出现在上海[26],为479.86mg ·kg-1; Pb最大值出现在意大利的Naples[17]; Cu与V的最大值出现在塞尔维亚的Belgrade[2],分别为144mg ·kg-1和14mg ·kg-1. 进一步分析发现,除了当地的交通状况[17,26,27]、 工矿产业布局[25],监测方法[2]和苔藓种类[15,18]也是影响监测结果的主要因素. 就整体而言,泰州市近地面空气重金属污染情况并不比国内其他城市[25, 26, 27]具备明显的优越性,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2, 17, 18]则存在较大差距.
![]() | 表 4 其他各大城市藓袋法监测的重金属含量 Table 4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s in moss-bags bio-monitoring major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
表 5列出了19个样点灰尘中的重金属含量. 从中可知,8种重金属As、 Cd、 Cr、 Cu、 Mn、 Pb、 V和Zn含量分别为2.35~8.67、 0.32~2.73、 45.13~184.80、 59.25~298.00、 300.53~733.50、 76.28~287.85、 18.13~42.40、 485.38~2438.33 mg ·kg-1. 灰尘中Zn相对土壤的富集程度最大,是土壤背景值的22.63倍; 其次是Cd、 Pb和Cu,分别是背景值的8.41、 6.94和5.85倍,说明道路灰尘中这4种元素受到人类活动的释放影响较大. 从空间分布看上,Cd、 Cr、 V和Zn的最大值均出现在新泰州市客运东站,该站虽是2008年新设,但却是连接姜堰市、 兴化市和泰州火车站的大枢纽,也是泰州市交通流量最大的地区之一; Cu与Mn的最大值出现在泰州市人民公园,其前身为村庄与农田,故Cu和Mn可能更多的来源于当地的自然源; 此外,As的最大值出现在泰州市客运西站,Pb的最大值出现在万达商业广场,这两个监测点也都是交通流量比较大的地区. 从变异系数来看,Cd、 Cr、 Cu、 Zn的变异系数较大,可能是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结果.
![]() | 表 5 泰州市城区道路灰尘重金属含量 Table 5 Heavy metal content in urban street dust of Taizhou |
相对国内外城市而言(表 6),泰州市区道路灰尘中大部分重金属的含量偏低,尤其是As、 Cd、 Mn、 V,与附近的南京市[28]、 合肥市[8]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其Zn、 Cu值偏高除了受交通尾气排放的影响外,可能还与泰州当地大力发展铝合金产业有关,在离市区不远的戴南镇坐落着全国最大的不锈钢产业基地. 此外,从表 6可以看出,工业基础较落后的安哥拉首都Luanda[31]道路灰尘中重金属As、 Cr、 Cu、 Mn、 V和Zn的含量均较低,受人类活动影响小; 泉州市[29]道路灰尘中Cd、 Mn、 Pb的值最大,Cu与Zn的含量也较高,是重金属污染较为严重的城市,作为福建省的经济中心,泉州市曾连续14 a夺得地区生产总值的桂冠,但当地发达的工业建设也向环境中释放了大量的重金属污染.
![]() | 表 6 其他各大城市道路灰尘中的重金属含量 Table 6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s in street dust of major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
从表 3和表 5可以看出,As、 Cd、 Cr、 Cu、 Mn、 Pb、 V和Zn路尘法的最大值分别是藓袋法最大值的1.84、 1.16、 1.65、 10.38、 1.90、 4.90、 4.58和6.90倍,Zn、 Cu、 V、 Pb路尘法的平均值与藓袋法平均值相比也分别达到了7.67、 6.58、 5.13和4.45倍,两种方法所得结果存在较大差别(图 2).
![]() | 图 2 藓袋法与路尘法测得值的比较 Fig. 2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s measured by the moss-bag method and the road dust value |
1971年Nature杂志对Goodman 等[33]首次使用藓袋法测定威尔士某工业区空气重金属含量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报道,随后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15],国内学者Sun等[16]和Cao等[34]分别用藓袋监测了重庆市和上海市空气重金属污染状况,结果表明藓袋法监测结果与常规的大气环境监测数据呈现很好的相关性. 一般认为,不同种类的苔藓植物对大气污染物的吸附能力不同,体表面积较大、 分枝较多且有附着绒毛的种类在环境生物指示方面具有优势[15,16,18]. 此外,由表 4也可看出,同种植物同一地点[2]监测大气湿沉降的数值比干沉降高出很多.
另一方面,藓袋法监测的是近地面空气中的重金属含量,其来源相对单一,主要是大气沉降以及一些高空扬尘[32]; 而道路灰尘则是多种物质的混合物,它除了接受大气沉降物外,还受到建筑物风化、 土壤颗粒、 运输散落物、 生物残渣,特别是汽车尾气排放的影响[19,20],因此,就同一监测点而言,道路灰尘中的重金属含量要比近地面空气中的多很多. 2.3.2 重金属来源对比分析 表 7为对藓袋法与路尘法测得的重金属含量进行的相关性分析,藓袋法中有3对重金属元素之间无显著相关性,分别是As-Mn、 Cu-Pb、 Cu-Zn,其他重金属元素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或极显著正相关,其中相关系数在0.8~0.95之间呈极显著性相关的有11对,比路尘法(11对元素间无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在0.8~0.95之间呈极显著性相关的仅3对)表现出更高的一致性,说明近地面空气中的重金属来源相比于道路灰尘而言更单一、 同源性较大.
![]() | 表 7 泰州市城区重金属含量相关性分析 1) Table 7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heavy metals in Taizhou |
由表 7可以看出,两种监测结果中Cd、 Cr、 Pb、 V、 Zn之间均呈极显著正相关; As与Cd、 Cr、 V,Mn与V之间也存在极显著正相关. 对照具体的监测点分析发现,As、 Cd、 Cr、 Cu、 Pb、 V、 Zn的高值主要集中在车流量较密集的客运车站和繁华的商业广场,而其低值则主要出现在公园绿地与大学新城. 通常认为,Pb、 Cu、 Cd、 Cr、 Zn主要来源于汽车尾气排放、 轮胎摩擦碎屑以及工业源[35,36],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 Mn、 V主要来自土壤母质状况[28]. 本研究中Mn与V之间虽存在极显著的正相关性,但Mn与Cu之间,V与As、 Cd、 Cr、 Zn之间也呈显著性相关,说明Mn和V可能也受到了人为源排放的影响. 3 泰州市城区重金属污染潜在生态风险评价
从泰州市区重金属含量潜在生态危害评价结果来看(表 8),城市近地面空气中8种重金属污染系数为:Cd>Zn>Pb>Cu>Cr>Mn>As>V,其中Cd为高污染,Zn与Pb为中污染,其他均为低污染; 8种重金属潜在生态危害系数为:Cd>Pb>Cu>As>Zn>Cr>Mn>V,其中仅Cd具潜在高生态危害,其他元素均为轻微生态危害. 就整体状况而言,泰州市城区近地面空气中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偏高(RI=643.63),Cd是主要的生态风险因子,其生态危害贡献率达到了92.43%. 近地面空气中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最大的分别是泰州市客运西站(RI=593.27)、 客运南站(RI=467.23)以及新客运东站(RI=457.61).
![]() | 表 8 泰州市城区重金属含量潜在生态危害评价结果 Table 8 Results of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heavy metals in Taizhou |
泰州市区道路灰尘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分析表明,8种重金属的污染系数为:Zn>Cd>Pb>Cu>Cr>Mn>As>V,其中Cd、 Pb和Zn达到了高污染水平,Cu为较高污染,Cr为中污染,Mn、 As和V为低污染,故道路灰尘中重金属潜在生态危害程度要比近地面空气中严重些. 其中,导致道路灰尘中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偏高(RI=826.59)的主要生态风险因子也是Cd,其生态危害贡献率为72.46%. 8种重金属潜在生态危害系数为:Cd>Pb>Cu>Zn>As>Cr>V>Mn. 道路灰尘中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最大的分别是新泰州市客运东站(RI=790.76)、 客运西站(RI=762.45)和客运南站(RI=740.06),因此,可以认为汽车尾气排放是泰州市区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污染源. 4 结论
(1)泰州市区近地面空气中Cd、 Zn、 Pb这3种重金属的平均含量超出了江苏省土壤背景值,分别是相应背景值的8.23、 2.95和1.56倍,其中泰州市客运西站是19个监测点中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
(2)泰州市区道路灰尘中8种重金属含量的变化范围较大,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Zn平均值是土壤背景值的22.63倍,Cd、 Pb和Cu也分别达到了8.41、 6.94和5.85倍. 新泰州客运东站道路灰尘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
(3)路尘法测得的8种重金属含量均比藓袋法监测的结果高,道路灰尘中Zn、 Cu、 V、 Pb的平均值达到近地面空气中的7.67、 6.58、 5.13和4.45倍. 相关性分析表明,与道路灰尘接受多种污染源不同,近地面空气中的重金属来源相对单一、 同源性较大.
(4)重金属潜在生态危害评价结果表明,泰州市区近地面空气中Cd为高污染,Zn与Pb为中污染; 道路灰尘中Cd、 Pb和Zn为高污染,Cu为较高污染,Cr为中污染.其中,Cd是近地面空气与道路灰尘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偏高的主要因子,其生态危害贡献率分别达到92.43%和72.46%. 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较大的分别是交通繁忙的3个客运站.
[1] | Wong C S C, Li X D, Zhang G, et al. Atmospheric deposition of heavy metal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3, 37 (6): 767-776. |
[2] | Anicic M, Tasic M, Frontasyeva M V, et al. Active moss biomonitoring of trace elements with Sphagnum girgensohnii moss bags in relation to atmospheric bulk deposition in Belgrade, Serbia[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09, 157 (2): 673-679. |
[3] | Al-Khashman O A. Heavy metal distribution in dust, street dust and soils from the work place in Karak Industrial Estate, Jordan[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4, 38 (39): 6803-6812. |
[4] | Han Y M, Du P X, Cao J J, et al.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in urban dusts of Xi'an, Central China[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06, 355 (1-4): 176-186. |
[5] | 唐荣莉, 马克明, 张育新, 等. 北京城市道路灰尘重金属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价[J]. 环境科学学报, 2012, 32 (8): 2006-2015. |
[6] | 杨孝智, 陈扬, 徐殿斗, 等. 北京地铁站灰尘中重金属污染特征及健康风险评价[J]. 中国环境科学, 2011, 31 (6): 944-950. |
[7] | 常静, 刘敏, 李先华, 等. 上海地表灰尘重金属污染的健康风险评价[J]. 中国环境科学, 2009, 29 (5): 548-554. |
[8] | 李如忠, 周爱佳, 童芳, 等. 合肥市城区地表灰尘重金属分布特征及环境健康风险评价[J]. 环境科学, 2011, 32 (9): 2661-2668. |
[9] | 方凤满, 蒋炳言, 王海东, 等. 芜湖市区地表灰尘中重金属粒径效应及其健康风险评价[J]. 地理研究, 2010, 29 (7): 1193-1202. |
[10] | 梁涛, 史正涛, 吴枫, 等. 昆明市街道灰尘重金属污染及潜在生态风险评价[J]. 热带地理, 2011, 31 (2): 164-170. |
[11] | Harmens H, Norris D A, Koerber G R, et al. Temporal trends (1990-2000)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cadmium, lead and mercury in mosses across Europe[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08, 151 (2): 368-376. |
[12] | Cameron A J, Nickless G. Use of mosses as collectors of airborne heavy metals near a smelting complex[J]. Water, Air and Soil Pollution, 1977, 7 (1): 117-125. |
[13] | Poikolainen J, Kubin E, Piispanen J, et al. Atmospheric heavy metal deposition in Finland during 1985-2000 using mosses as bioindicator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04, 330 (1-3): 171-185. |
[14] | Harmens H, Norris D A, Steinnes E, et al. Mosses as biomonitors of atmospheric heavy metal deposition: Spatial patterns and temporal trends in Europe[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0, 158 (10): 3144-3156. |
[15] | 曹同, 王敏, 娄玉霞, 等. 监测环境污染的藓袋法技术及其应用[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1, 40 (2): 213-220. |
[16] | Sun S Q, Wang D Y, He M, et al. Monitoring of atmospheric metal deposition in Chongqing, China-based on moss bag technique[J].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2009, 148 (1-4): 1-9. |
[17] | Giordano S, Adamob P, Sorbo S, et al. Atmospheric trace metal pollution in the Naples urban area based on results from moss and lichen bags[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05, 136 (3): 431-442. |
[18] | Culicov O A, Yurukova L. Comparison of element accumulation of different moss and lichen-bags, exposed in the city of Sofia (Bulgaria)[J]. Journal of Atmospheric Chemistry, 2006, 55 (1): 1-12. |
[19] | Harrison R M, Tilling R, Romero M S C, et al. A study of trace metals and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in the roadside environment[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3, 37 (17): 2391-2402. |
[20] | Zhang M K, Wang H. Concentrations and chemical forms of potentially toxic metals in road-deposited sediments from different zones of Hangzhou, Chin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09, 21 (5): 625-631. |
[21] | 王爱霞. 南京市空气重金属污染的藓类和树木监测[D]. 南京: 南京林业大学, 2010. 64-71. |
[22] | Hakanson L. An ecological risk index for aquatic pollution control: a sedimentological approach[J]. Water Research, 1980, 14 (8): 975-1001. |
[23] | 徐争启, 倪师军, 庹先国, 等. 潜在生态危害指数法评价中重金属毒性系数计算[J]. 环境科学与技术, 2008, 31 (2): 112-115. |
[24] |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中国土壤元素背景值[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0. 334-378. |
[25] | 姜业芳. 苔袋法监测吉首市大气重金属污染[J]. 生命科学研究, 2005, 9 (4): 132-134. |
[26] | 吴继明. 应用小羽藓-藓袋法研究上海地区2006-2011年间的5种重金属污染变化及区域分异[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 41 (4): 410-418. |
[27] | 吴明开, 曹同, 张小平. 藓袋法监测铜陵市大气重金属污染的研究[J]. 激光生物学报, 2008, 17 (4): 554-558. |
[28] | 张云, 张宇峰, 胡忻. 南京不同功能区街道路面积尘重金属污染评价与源分析[J]. 环境科学研究, 2010, 23 (11): 1376-1381. |
[29] | 刘海婷, 于瑞莲, 胡恭任, 等. 泉州市街道灰尘重金属污染评价[J]. 矿物岩石, 2010, 30 (3): 116-120. |
[30] | Ivan G, Rabia H A G. Potential health risk assessment for soil heavy metal contamination in the central zone of Belgrade (Serbia)[J]. Journal of the Serbian Chemical Society, 2008, 73 (8-9): 923-934. |
[31] | Ferreira-Baptista L, De Miguelb E. Geochemistry and risk assessment of street dust in Luanda, Angola: A tropical urban environment[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5, 39 (25): 4501-4512. |
[32] | Charleswoth S, Everett M, Mccarthy R,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eavy metal concentra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deposited street dusts in a large and a small urban area: Birmingham and Coventry, West Midlands, UK[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03, 29 (5): 563-573. |
[33] | Goodman G T, Roberts T M. Plants and soil as indicators of meals in the air[J]. Nature, 1971, 231 (6): 287-292. |
[34] | Cao T, Wang M, An L, et al. Air quality for metals and Sulfur in Shanghai, China, determined with moss bags[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09, 157 (4): 1270-1278. |
[35] | Kartal S, Aydn Z, Tokalioglu S.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the data and speci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street dust samples from the Organized Industrial District in Kayseri (Turkey)[J].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2006, 40 (16): 2797-2805. |
[36] | 韩力慧, 庄国顺, 程水源, 等. 北京地面扬尘的理化特性及其对大气颗粒物污染的影响[J]. 环境科学, 2009, 30 (1):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