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山西省环境保护厅, 太原 030024
2.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Shanxi Province, Taiyuan 030024, China
焦化行业生产工艺复杂,排放污染物种类多、 数量大,对居民健康和生态环境易造成严重的危害[1, 2]. 焦化行业是山西省的支柱产业之一, 2012年产机焦8870.28万t,产量位居全国首位. 而山西省的肺癌发病率和新生儿缺陷率明显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 4, 5],焦化集中地区临汾、 孝义等地水体和空气中的焦化特征污染物苯并[a]芘浓度严重超标[6, 7, 8]. 针对种类繁多的焦化污染物,筛选出那些排放量大、 环境停留时间长、 对人体及生态健康危害大的污染物,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优先管理控制无疑是行之有效的环境管理策略.
然而我国尚未开展有效的优先污染物筛选和排序工作[9, 1],缺乏对化学品从进入环境到产生毒性效应过程的完整评估[10],难以准确判断污染物排放对人体及生态健康造成影响的大小顺序,为行业优先污染物监管和治理提供科学依据. 国际上,针对化学品毒性的筛选排序一直是环境和化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先后出现了多种筛选和排序方法[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其中,USEtox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毒理和化学学会在同类模型比对研究的基础上开发的科学共识模型[26],克服了同类模型数据获取困难等缺陷,为化学品排放的生命周期毒性影响评价提供了一个完整而透明的计算工具,模型建立的共识背景也使计算结果的权威性和可信度相较于以往的毒性评价模型大大增加[27, 28, 29, 30, 31, 32, 33, 34].
本研究以山西省清徐市某焦化厂为案例,通过采样分析、 文献调研,构建了焦化厂污染物排放清单,使用USEtox模拟污染物从进入环境到产生毒性效应的完整过程,计算焦化污染物的人体毒性和淡水生态毒性影响,对结果进行筛选排序,识别环境停留时间长、 生物富集度高、 毒性效应强的污染物进行优先监管和治理,并识别污染优先控制工段以及焦化厂选址对毒性的影响,以期为区域人体健康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山西地区的焦化企业众多,集中分布于临汾、 吕梁、 太原、 长治、 运城和晋中的八大产焦区[35, 36],研究选择产焦区太原清徐市内某机械化炼焦厂作为案例. 该厂采用3×45孔JNK43-98D型顶装焦炉和3×49孔JNDK43-99D型捣固焦炉,配有化学产品回收系统. 年入洗原煤280万t,年产冶金焦200万t. 焦化厂在装煤、 推焦等工段安装有除尘装置. 设有污水处理设施,采用活性污泥法处理焦化生产中的氰酚废水、 熄焦废水、 生活污水等. 采用湿法熄焦,熄焦用水来自于污水处理厂出水.
研究分别于2012年9月、 11月、 2013年1月对案例焦化厂及具有相同规模和熄焦工艺的焦化厂的熄焦用水进行采样,每月采样一天,每天两次. 样品经冷藏处理后当天送至清华大学环境质量检测中心进行分析. 样品中的金属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和原子荧光法进行分析,有机物采用气相色谱-质谱法(GC-MS)和N-(1-萘基)乙二胺偶氮分光光度法进行分析. 由于处理厂出水中毒性污染物浓度变化较大,为了提高数据的参考价值,研究将两焦化厂在3次采样中的分析结果计算平均值用以核算熄焦用水中污染物浓度.
焦化厂排放以气相污染物为主[2, 8],主要来源为装煤、 推焦、 熄焦和焦炉烟囱几个工段. 装煤、 推焦和烟囱均为有组织排放,文献[37, 38, 39]对以上工段的污染物排放因子进行过计算. 研究参考了李从庆[37]、 Mu等[38, 39]发表的有关焦化污染物排放的文献,并使用文献中计算的焦化大气排放因子与入洗原煤量(或产焦量)相乘,得到案例焦化厂在装煤、 推焦和烟囱这3个排放源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
熄焦工段的蒸汽排放为无组织排放. 研究根据物料守恒原则,通过吨焦耗水量和熄焦用水中污染物浓度估算通过熄焦排入环境中的污染物量[40]. 研究假设案例焦化厂吨焦耗水量为0.5 t ·t-1,熄焦用水全部来自于污水处理厂出水,将1.1节中熄焦用水污染物浓度乘以吨焦耗水量,再乘以焦炭产量,即可得到案例焦化厂熄焦污染物排放清单.
USEtox是在生命周期影响评价(LCIA)研究框架下开发的环境毒性模型[26, 31],USEtox的排放介质分为城市大气、 水体、 土壤和农村大气、 水体、 土壤这6类. 它将污染物从进入环境介质到产生毒性效应的各个过程串联并分别进行量化,然后将量化因子相乘计算污染物的人体及生态毒性. 其模型机制如图 1所示.
![]() | 图 1 USEtox模型机制示意 Fig. 1 USEtox model structure |
首先,USEtox的多途径归宿模型通过求解一系列描述污染物在环境介质内及介质之间的降解、 迁移等过程的质量平衡方程,计算环境归宿因子FF(fate factor),以某种化学物质在环境中的停留时间(单位:d)表示. 然后,对于人体毒性,模型通过统计数据和模型的暴露因子XF(exposure factor)估算人体以呼吸、 饮食等方式摄入体内的污染物量,最后以病理学研究得到的计量-反应曲线确定毒性效应因子EF(effect factor),以人一生中污染物摄入量变化造成的致病几率变化表示(单位:cases ·kg-1). 对于生态毒性,模型通过污染物在淡水中的溶解比例确定暴露因子XF,最后以水生生物病理学研究得到的浓度-反应曲线确定效应因子EF,以污染物单位浓度变化造成的物种受影响比例变化表示(单位:PAF ·m3 ·kg-1). 以上因子相乘即可得到污染物的人体及生态毒性影响,以特征化因子CF(characterization factor)表示[公式(1)].
USEtox模型所需参数分为污染物性质参数、 地理信息参数和暴露参数这3类. 其中性质参数描述了污染物的环境行为和毒性效应,是毒性影响计算的最主要参数. 模型附带的数据库涵盖了3 000余种有毒污染物的性质参数. 研究直接使用了USEtox模型数据库提供的性质参数. 地理信息参数包括模型在全球、 大陆和城市尺度上的基本地理信息,暴露参数包括人体暴露及摄入肉、 奶、 鱼等信息. 考虑到后两类参数对相对大小,即排序结果影响较小,并且为了和已有研究相匹配,本研究使用了模型默认的地理信息及暴露参数,参数取值如表 1和表 2所示.
![]() | 表 1 模型计算地理信息参数 Table 1 Landscape parameters |
![]() | 表 2 模型计算暴露参数 Table 2 Exposure parameters |
将参数输入模型运算可得污染物排入各种环境介质的人体及生态毒性特征化因子. 污染物的毒性影响得分IS(impact score)可通过以下公式[公式(2)]计算:
研究首先计算污染物总排放的人体及生态毒性影响得分,然后分别计算装煤、 烟囱、 推焦和熄焦这4个工段的毒性总得分以及各污染物的得分,最后设定了污染物排入城市和农村两种情景,分析焦化厂选址对总毒性及各污染物毒性得分的影响.
按照1.3节的方法,分别计算得出有机物和金属的人体毒性影响得分IS(图 2). 可以看出,模型计算改变了污染物基于排放量的先后顺利,例如,苯并[a]芘毒性影响得分(IS=9.13×10-4 cases ·a-1)超过苯(IS=4.55×10-4 cases ·a-1)一倍,位列人体毒性排序榜首,而其排放量(36.8 kg ·a-1)仅为苯排放量(3 030.42 kg ·a-1)的1/82. 另外,计算结果的数量级差异较大,不同有机物或金属毒性得分最大可相差6~7个数量级,毒性影响表现出较为聚集的特性,因此研究使用对数坐标图以便表示主要污染物的毒性得分. 例如,苯并[a]芘的毒性影响是与其排放量相当的异戊二烯(排放量=38.34 kg ·a-1; IS=5.59×10-8 cases ·a-1)的1.63万倍. 对毒性得分进行贡献分析,发现苯并[a]芘对有机物毒性贡献率为55.22%,锌对金属毒性贡献率为75.71%. 而得分前5位的有机物和金属对总毒性贡献率超过96%和99%.
![]() | 图 2 污染物人体毒性影响得分 (对数坐标) Fig. 2 Logarithmic chart of human toxicity IS of pollutants |
污染物毒性影响差别较大,毒性分布较为集中,筛选其中毒性大、 贡献高的污染物进行优先监管控制是有效的管理方法. 研究对污染物进行“聚类分析”,将污染物按照毒性影响分为高中低三组,结果如下:对于有机物,苯并[a]芘、 苯为高毒性,萘、 二苯[a,h]蒽为中毒性,苯乙烯、 甲苯、 乙苯、 芴、 苯胺、 芘等为低毒性排放污染物; 对于金属,锌为高毒性,砷、 铅为中毒性,汞、 锑、 钼、 镉、 铍等为低毒性排放污染物. 其中高毒性和中毒性的污染物得分占有绝对优势,对总毒性贡献率均超过95%,将其列为行业优先监管污染物.
生态毒性的计算结果分布与人体毒性类似(图 3),表现出了数量级差异较大,毒性集中于个别污染物等特征. 然而排序却明显不同. 对于有机物,多环芳烃,尤其是分子结构中苯环数量较少(低于5个苯环)的低分子量多环芳烃,对生态毒性贡献较大. 例如,结构中有4个苯环的芘(IS=1.19×105 PAF ·m3 ·d ·a-1)和3个苯环的蒽(IS=1.18×105 PAF ·m3 ·d ·a-1),毒性贡献率分别为38.37%和38.22%,位居排序前两位. 低分子量的多环芳烃一般较易降解,环境停留时间比高分子量的多环芳烃(例如:苯并[a]芘、 二苯[a,h]蒽)短,往往在造成人体毒性暴露之前就已经被生物降解,因此其人体毒性并不显著. 然而分子量低的多环芳烃对淡水生态毒性较强,进入环境的多环芳烃可直接作用于淡水生态系统,再加以炼焦生产多环芳烃排放量较大,因此低分子量多环芳烃的生态毒性排名与人体毒性排名相比较为靠前. 对于金属,淡水生态毒性效应主要以污染物对鱼、 贝、 藻类的影响为衡量标准,与人体毒性影响区别较大,例如,对于人体毒性较强的金属铅,在生态毒性影响得分中仅排名第12,远低于对水生生物毒性较大的铜、 钒等金属.
![]() | 图 3 污染物生态毒性影响得分 (对数坐标) Fig. 3 Logarithmic chart of ecotoxicity IS of pollutants |
研究同样对污染物的生态毒性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如下:对于有机物,芘、 蒽为高毒性,菲、 苯并[a]蒽、 荧蒽为中毒性,芴、 萘、 苯并[a]芘、 苯胺、 4-硝基苯酚等为低毒性排放污染物; 对于金属,锌为高毒性,铜、 钒为中毒性,镍、 砷、 锑、 铬、 钴、 铊等为低毒性排放污染物. 其中高毒性和中毒性的污染物得分占有绝对优势,有机物和金属贡献率分别超过96%和89%,将其列为行业优先监管污染物.
根据案例炼焦厂的排放清单,计算得到主要炼焦工段的毒性总分及各工段的优先污染物(图 4). 由图 4可知,有机物和金属在各炼焦工段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分布特征. 对于有机物,毒性影响最大的炼焦工段为装煤,其人体和生态毒性占所有工段的47%和65%,其次为焦炉烟囱和推焦过程,毒性最低的工段为熄焦,毒性占比不到1%. 而金属的毒性几乎呈现相反的特征,毒性影响最大的工段为熄焦,人体和生态毒性分别占总工段的60%和56%,其次为推焦,毒性约为熄焦的2/3,装煤和焦炉烟囱的人体和生态毒性均低于3%. 对各工段内污染物毒性的计算结果也表明各工段的优先污染物也有较大不同. 装煤的人体毒性优先污染物为苯并[a]芘、 苯、 萘、 二苯[a,h]蒽和苯乙烯,生态毒性优先污染物为苯并[a]蒽、 芘、 菲、 蒽、 荧蒽; 烟囱的人体毒性几乎全部来自于苯并[a]芘而且总分较高,占总工段人体毒性的31.39%,而生态毒性却仅占总共段生态毒性的4.27%.
![]() | 图 4 各炼焦工段污染物人体及生态毒性得分 Fig. 4 Human toxicity and ecotoxcity IS of pollutants in major production procedures |
实际上,分布趋势和优先污染物的差异可以由炼焦生产排污特征解释. 装煤工段中,煤料置换出的荒煤气、 细煤粒不完全燃烧产生的黑烟、 煤和高温炉壁接触产生的气体均含有大量的毒性有机物,因此是有机污染的优先控制工段,主要有机物为苯并[a]芘、 苯、 萘、 二苯[a,h]蒽等; 焦炉烟囱的排放来自焦炉煤气不完全燃烧产生的大量有毒气体,主要污染物为对人体健康危害较大的苯并[a]芘等,因此焦炉烟囱的人体毒性占比明显高于其生态毒性占比; 推焦工段中,炭化室炉门打开散发出残余煤气,含有苯、 苯并[a]蒽等污染物,推焦过程中焦炭从导焦槽落到熄焦车中会产生大量的吸附有金属的粉尘,主要污染物为锌、 铜、 砷等; 熄焦工段中,熄焦塔向红焦喷淋生化站处理后的中水,产生含有金属、 有机物的饱和水蒸气,金属随水蒸气进入环境,因此是金属污染的优先控制工段,主要金属污染物为锌、 砷、 锑、 汞、 铅等[37, 39].
污染物排入农村环境和城市环境会表现出不同的毒性特征. 为了掌握厂址选择对毒性的影响,研究计算了受纳环境为农村和城市两种情景下的人体及生态毒性总分(图 5).
![]() | 图 5 污染物受纳环境对毒性得分的影响 Fig. 5 Effects of pollutant receiving compartment on the toxicity score |
结果显示,同样种类和数量的有机物,排入城市环境造成的人体毒性和生态毒性影响远高于排入农村环境,焦化企业从城市迁至农村的过程可以降低81.95%的人体毒性和59.22%生态毒性影响,而对金属的毒性无降低作用,甚至排入农村环境的人体和生态毒性还略高.
受纳环境对毒性的影响主要取决于污染物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迁移转化和暴露过程. 排入环境中的有机物通过一定时间的迁移和降解,其含量大幅度降低. 农村环境有利于有机物迅速扩散和降解,毒性影响衰减较快,而城市环境不利于污染物,尤其是气相污染物的迁移和降解,污染物环境停留时间长; 除此之外城市人口密集,人体暴露系数较高,因此有机物在城市排放造成的人体毒性远高于农村. 与有机物情况不同,排入环境中的金属首先在环境中沉积或生物富集,然后通过食用肉、 鱼、 奶等方式进入人体[41]. 农村环境对金属的迁移转化无显著加快作用,而排入农村的污染物易在郊区的鱼类、 家禽体内富集,并对农村生态造成直接伤害,所以焦化企业迁至农村的过程不会降低金属的毒性影响,而增加了农村水体、 土壤受金属污染的威胁.
研究对单个有机物在厂址选择为城市和农村两种情景下的人体毒性影响进行计算(表 3). 表3结果显示,削减比例较高的污染物多为分子量低的多环芳烃以及苯系物,该类污染物可以在农村环境中得到迅速的降解,而芘、 荧蒽为4环多环芳烃,削减比例为57.82%和44.37%; 苯并[a]芘、 二苯[a,h]蒽为5环多环芳烃,削减比例为44.81%和34.94%. 可见多环芳烃类随着苯环数量的增加其毒性受厂址选择的影响越小,即使在农村环境中其毒性影响仍旧较高.
![]() | 表 3 厂址选择对焦化有机物排放的人体毒性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plant site changing on the human toxicity score of orag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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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排序上来看,城市情景中优先污染物依次为萘、 苯、 苯并[a]芘,而在农村情景中萘的毒性得到大幅削减,其毒性排名降低为第三,而苯并[a]芘和二苯[a,h]蒽(城市排名第8)的排名分别升高为第一和第四. 而对于在两种情景中排序均较低的非优先污染物,排放地区对它们的排序影响较小. 由此可见农村情景在削减了有机物总体毒性的同时,也对优先污染物的排序产生了影响. 焦化厂由城市向农村外迁的过程,优先污染物由相对易降解的低分子量多环芳烃、 苯系物等,向难降解的高分子量多环芳烃发生转移. 因此对于厂址不同的焦化企业,其监管控制重点也应有所区别.
(1)焦化污染物的毒性影响差异较大,毒性主要集中于几个贡献较高的污染物. 苯并[a]芘、 苯、 锌等因对人体造成较强的急慢性致病影响被列为危害人体健康的优先污染物; 芘、 蒽、 锌等因对淡水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被列为危害生态健康的优先污染物. 在减排工艺、 职业病防范、 生态保护的工作中均需加强对优先污染物的监管和治理.
(2)有机物和金属在各炼焦工段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分布特征. 有机毒性集中于装煤工段,苯并[a]芘、 苯、 萘、 二苯[a,h]蒽的毒性较高,烟囱和推焦工段的有机毒性次之,主要污染物为多环芳烃类,熄焦工段的有机毒性最低. 而金属的人体和生态毒性集中于熄焦工段,锌、 砷、 锑、 汞、 铅的毒性较高,推焦的金属毒性次之,而装煤和烟囱排放的金属毒性较低.
(3)焦化企业从城市迁入农村的过程可以降低81.95%的人体和59.22%生态毒性影响,该过程对于易降解有机物的削减效果高于难降解有机物,因此优先监管重点也由分子量低的多环芳烃和苯系物向分子量高的多环芳烃转移. 而对于金属,焦化企业迁至农村的过程对毒性降低无积极作用,并且增加了农村水体、 土壤受金属污染的可能性. 因此,对于农村的焦化企业,金属的减排设施、 处理处置方法等是监管的主要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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