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江苏省水利学会,南京 210029; 3.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2.Jiangsu Provincial Hydraulic Engineering Society, Nanjing 210029, China; 3.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太湖作为我国第三大淡水湖泊,在整个流域的洪涝控制、 水资源供应、 渔业及旅游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1]. 但自1980年代以来,太湖流域经济快速发展,未经处理的工农业及城市生活污水排入湖体,大量营养物质及有毒重金属污染物在底泥中不断积累[2]. 其中太湖东部湖区是周边城市最重要的饮用水源地,包含贡湖、 胥口湾、 东太湖等湖湾,共9个取水口,太湖整体水质的迅速恶化及底泥中重金属污染程度的加重对东部湖区的水质安全构成威胁[3].
重金属作为典型的累积性污染物,其显著的生物毒性和持久性,对生态环境构成潜在威胁[4,5]. 对湖泊环境而言,底泥不但是重金属迁移转化的主要归宿,同时在外界条件适宜时,底泥中的重金属会重新释放进入水体,并造成二次污染[6,7]. 因此,如果能有效控制或去除沉积物中潜在的重金属内源污染,将对湖泊整体环境治理与水体质量改善具有重大意义[8]. 目前,底泥疏竣作为一种去除重金属污染物的湖泊治理方法已经被广泛运用于世界各地的水环境治理工程中[9,10]. 通过生态疏浚可以将污染物移出湖体,减轻底泥中重金属对水生生物的毒性威胁,并达到改善水环境质量的目的. 因此,太湖东部湖区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底泥疏浚工程,包括胥口湾水源地生态清淤和东太湖航道疏浚工程等. 但是,由于湖泊底泥疏浚可能会引起营养盐和重金属等有毒物质的释放,一些研究者也对疏浚的治理效果和环境效应提出了置疑[11]. 关于太湖底泥疏浚对营养盐和重金属释放的影响已有一些报道,王栋等[12]研究表明疏浚导致的底泥重金属释放在短期内可能会对水体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生态压力,而钟继承等[13]则发现底泥疏浚是消减沉积物内源磷负荷的有效手段. 这些研究主要关注于底泥疏浚的短期效应分析,对于疏浚后的长期生态效应关注较小,且研究区域集中在太湖污染较为严重的北部湖区[14]. 因此,本研究将结合太湖东部湖区的生态疏浚工程,在分析不同类型湖湾疏浚后底泥营养盐与重金属空间分布规律的基础上,评价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污染现状和潜在生态风险程度,旨在为太湖重金属的污染防治及水源地的水质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太湖东部湖区不同湖湾间环境差异明显,其中胥口湾为草型湖区,水生植被丰富,水质清澈; 而东太湖作为上海、 苏州等城市的重要水源地的同时,其湖湾内迅速发展的网围养殖也带来一系列水体环境问题[15]. 东太湖和胥口湾近年均实施了局部湖区底泥生态疏浚工程,据此于2012年2月,在东太湖(D1、 D2、 D3)和胥口湾(X1、 X2)共设置5个采样点(图 1). 东部湖区各点位疏浚工程的实施时间为2003、 2004和2010年,采用环保绞吸式挖泥船进行疏浚,工程疏浚深度为20~30 cm(表 1). 在每个采样点随机采集0~5 cm的表层沉积物各3份,将3份样品混合,作为该采样点表层沉积物的代表性样品; 同时,使用柱状采泥器(内径8 cm)采集0~20 cm的柱状样,密封后带回实验室以2 cm间距进行分样. 样品自然风干,研磨后过100目筛,待测定.
![]() | 图 1 太湖东部疏浚湖区采样点分布示意Fig. 1 Sampling sites for the sediments in the eastern dredging region of Lake Taih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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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太湖东部疏浚湖区点位描述与底泥理化特性 Table 1 Description of sampling sites and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in sediments of the eastern dredging region of Lake Taihu |
沉积物待测样品采用HNO3-HF-HClO4法进行消解,重金属元素铬(Cr)、 铜(Cu)、 镍(Ni)、 铅(Pb)、 锌(Zn)和总磷(TP)采用ICP-AES原子发射光谱仪测定; 镉(Cd)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 AFS原子荧光光谱仪测定. 沉积物总有机碳(TOC)、 总氮(TN)采用CE440 型元素分析仪测定; 干容重(ρ/b)采用环刀法测定,利用环刀取样称重后放入烘箱,105~110℃烘干6~8 h后再称重计算. 样品测试过程中,均加入国家标准土壤参比物质(GBW-07404)进行质量控制,样品分析误差均小于10%,分析结果符合质控要求. 实验所用试剂均为优级纯,实验用水为超纯水.
本研究采用瑞典学者Hakanson[16]于1980 年提出的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risk index,RI)对沉积物重金属进行生态风险评估. 该方法综合考虑了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毒性、 生态效应与环境效应,并采用具有可比的、 等价属性指数分级法进行评价,定量地区分出潜在生态危害程度,已成为目前沉积物重金属污染质量评价中应用广泛的一种方法. 计算公式为:
计算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时,一般选择全球工业化以前的沉积物重金属最高值或当地沉积物的背景值为参考值. 污染物背景值的地区性强,以当地重金属背景值为参比值可以相对定性地反映出底泥的污染程度[17]. 本研究采用江苏省土壤重金属背景值[18]作为参比(表 2),对太湖东部疏浚湖区的底泥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进行评价. 重金属参比值Cri、 毒性响应系数Tri与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等级划分标准如表 2、表 3所示[14]. 数据分析采用Microsoft Excel 2007和SPSS(11.5)统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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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重金属的参比值Cir和毒性响应系数Tri Table 2 ReferencesCir and toxic coefficientTri of different heavy met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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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潜在生态风险指数等级划分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
底泥营养盐的释放是影响湖泊富营养状态的重要因素,分析沉积物中有机质及氮磷含量的变化,有助于了解营养盐的迁移转化过程以及重金属的来源与分布规律[19]. 太湖东部疏浚湖区沉积物的理化特征见表 1和图 2. 研究区表层沉积物中TOC、 TN和TP含量分别介于5.48~33.38、 0.63~3.63和0.42~0.64 g·kg-1之间,且整体上东太湖养殖湖区的有机碳及氮磷含量高于胥口湾草型湖区. 东太湖是太湖水产养殖发达地区,该湖区渔网密布,加上河蟹养殖所需的大量沉水植物衰亡后分解,水体及沉积物受面源营养盐污染较为严重[15].
底泥疏浚能有效去除东部清淤湖区表层沉积物中的营养盐含量,其中东太湖疏浚点位D2、 D3的TOC、 TN和TP含量均低于未疏浚的D1,胥口湾中疏浚点位X2低于未疏浚的X1. 疏浚时间对表层沉积物碳、 氮含量亦有显著影响. 其中疏浚时间较长的D3,[JP2]有机质重新积累,其沉积物中的TOC含量达13.80 g·kg-1; 而2010年新疏浚点位D2的TOC含量较低,仅为D3的39.7%. 从图 2可看出,各点位沉积物理化性质在垂直剖面上的分布趋势存在明显差别. 东太湖未疏浚点位D1,其表层0~10 cm的TOC、 TN含量为32.58~40.49 g·kg-1,而疏浚点位D2、 D3在相同深度的TOC、 TN含量明显低于D1,分布范围仅为1.93~14.50 g·kg-1,可见底泥疏浚能显著去除湖底的表层浮泥及沉积物中的营养盐含量. 与东太湖相比,疏浚对胥口湾底泥中碳、 氮的整体去除效果并不明显,除表层0~2 cm外,X1沉积物中的TOC、 TN[LL]和TP含量与X2在垂向分布上接近,这主要与草型湖区底泥的营养盐负荷较低相关[20].
![]() | 图 2 太湖东部疏浚湖区底泥中TOC、 TN、 TP 和容重ρb的垂向分布Fig. 2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TOC, TN, TP andρb in sediments of the eastern dredging region of Lake Taihu |
对太湖东部疏浚湖区沉积物样品中 As、 Cd、 Cr、 Cu、 Hg、 Ni、 Pb和Zn这8种重金属进行测定,重金属含量及其垂向分布特征如表 4和图 3所示. 东部湖区未疏浚点位D1和X1表层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平均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Zn>Cr>Pb>Ni>Cu>As>Cd>Hg,其中Cr、 Hg平均含量低于太湖沉积物背景值,As与背景值相近,Cd、 Cu、 Ni、 Pb、 Zn则高于背景值. 自1980年代以来,太湖流域经济快速发展,一些工农业生产活动包括金属冶炼加工、 化石燃料燃烧以及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排放等,均可导致Cu、 Ni、 Zn等重金属进入水体环境并在底泥中沉积和富集[19]. 东部未疏浚湖区重金属Cd 的污染最为严重,其含量平均值高出背景值约3.0倍,随着太湖周边电镀、 塑料稳定剂和电子工业的不断发展,大量含Cd废水排入湖泊而造成Cd污染[21]. 底泥中Pb含量较高的原因则可能与太湖航运以及汽车等排放的含Pb尾气的大气沉降相关. 但东太湖与胥口湾等东部湖区与太湖北部、 西部湖区相比,其重金属含量相对较低,表明东部湖区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较小,重金属污染程度较轻[14,19].
从表 4可以看出,底泥疏浚能够显著降低表层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含量. 对于疏浚过的点位D2、 D3和X2,所测定的各重金属元素含量总体上均低于未疏浚的D1和X1. 以重金属Cd为例,D2、 D3沉积物中的Cd含量仅为D1的21.0%和44.3%,X2中的Cd含量则为X1的31.7%. 而姜霞等[22]在太湖北部梅梁湾底泥疏浚的研究中发现疏浚后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含量降低了32%~51%,这与本次东部疏浚湖区的调查结果相似. 在水生生态系统中,由于重金属具有环境持久性且能够在水生生物中富集放大,是水环境中重要的污染物,而底泥疏浚能够有效地削减沉积物中重金属含量,减少重金属在水土界面的释放通量[23]. 但在太湖东部湖区,底泥疏浚对重金属的去除效果随疏浚结束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2004年进行过底泥疏浚的D3,其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含量明显高于2010年新疏浚的点位D2. 疏浚工程结束后,水体中的重金属污染物可以随悬浮颗粒物一起沉降到湖泊底部,或被疏浚后的表层沉积物直接吸附,因此D3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后,重金属污染物重新在疏浚湖区的表层底泥中富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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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太湖东部疏浚湖区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含量与潜在生态风险指数 Table 4 Heavy metal contents and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in sediments of the eastern dredging region of Lake Taihu |
沉积物重金属含量在垂向上的分布趋势如图 3所示. 未疏浚点位D1、 X1的沉积物剖面中,重金属As、 Cd、 Hg的含量自表向下呈下降趋势,表明这几种元素在沉积物表层富集较多. 完成底泥疏浚的点位D2、 D3和X2,各金属元素在垂向分布上基本保持稳定; 仅D2在表层0~4 cm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重金属积累现象. 与表层沉积物的重金属分布趋势一致,底泥疏浚亦显著降低了柱状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含量. 疏浚点位D2、 D3和X2的重金属元素含量在垂向上基本均低于各自的对照组D1和X1. 值得关注的是,在垂直剖面上草型湖区胥口湾X1的重金属含量最高,且整体上略高于东太湖的D1,这与其底泥营养盐含量的分布特征存在明显差别. 胥口湾水生植物丰富,但附近有太湖重要航道经过,湖泊沉积物可以通过水生植被的生物化学过程将船舶等排放到水体中的重金属吸附,并随着水生植物的腐烂分解在底泥中沉积和富集[24,25]
![]() | 图 3 太湖东部疏浚湖区底泥中重金属含量的垂向分布Fig. 3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heavy metal contents in sediments of the eastern dredging region of Lake Taihu |
太湖东部疏浚湖区所测柱状沉积物重金属元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如表 5所示. 可以看出,8种重金属之间均呈极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各金属元素间关系密切且具有较好的同源性. 有研究认为,一定区域内的沉积物重金属元素含量及其之间的比率相对稳定,当沉积物的来源相同或相似时,其重金属元素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且通过对重金属元素及沉积物理化特征参数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确定沉积物中重金属的来源及其含量变化的控制因素[26]. 从表 5的分析发现,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元素与底泥营养盐含量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除元素Cr、 Ni外,As等6种金属元素均与沉积物TOC、 TN和TP达到显著正相关. 这表明沉积物中有机质与重金属在水环境中的行为存在密切关系,重金属可以通过表面吸附、 阳离子交换及螯合反应等吸附于颗粒沉积物中[27],例如沉积物中Hg与TOC、 TN的相关性最高,显示出Hg与沉积物中的有机质具有较强的结合力. 李玉等[28]在胶州湾的研究结果也认为,沉积物中有机质的存在是影响重金属分布与富集的重要因子.
东部疏浚湖区表层沉积物中各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系数Eri和生态风险指数RI的计算结果如表 4所示. 可以看出,As、 Cr、 Cu、 Hg等元素的单个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系数Eri均低于40,属于轻微生态风险; 而Cd的Eri值最高,其中未疏浚点位D1、 X1的Eri值分别为120.2和120.4,属于强生态风险元素,D3也达到中等生态风险. 从综合指数RI值来看,各样点间底泥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高低顺序为X1>D1>D3>X2>D2,其中未疏浚点位的潜在生态风险高于疏浚点位,且未疏浚点位中胥口湾的潜在生态风险高于东太湖,这与重金属总量的分布趋势相一致. 各点位RI值中Cd的贡献比例最高,这主要是由于疏浚湖区表层沉积物中Cd 含量高于背景值,且Cd的毒性系数Tri相对Pb、 Cr、 Zn等元素较高,进而使得其潜在生态风险系数Erem>i和生态风险指数RI的计算结果较大.
从图 4可以看出,东太湖D1的RI值随深度的增加呈下降趋势,其中表层0~10 cm的RI值均高于150,属于中等生态风险; 低于该深度后下降为轻微风险. 草型湖区X1总体上则属于中等生态风险,垂直剖面上存在一定程度波动. D2、 D3和X2的RI值在垂向分布上基本保持稳定,且均属于轻微生态风险,可见底泥疏浚工程能有效降低柱状沉积物中的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疏浚点位D3及X2表层0~4 cm沉积物中的重金属生态风险指数RI值较高,表明随着疏浚后的时间推移,重金属污染物又重新在沉积物中吸附积累,疏浚工程对重金属去除的长期生态效益逐渐削弱[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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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太湖东部疏浚湖区柱状沉积物理化性质与重金属元素的相关分析 Table 5 Correlations of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heavy metal contents in sediments of the eastern dredging region of Lake Taihu |
![]() | 图 4 太湖东部疏浚湖区底泥中重金属潜 在生态风险指数(RI)的垂向变化Fig. 4 Vertical distributions of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 (RI) of heavy metals in sediments of the eastern dredging region of Lake Taihu |
(1)太湖东部不同类型湖区的沉积物营养盐及重金属含量存在明显差别,总体上胥口湾草型湖区的重金属含量相对东太湖养殖湖区要高,营养盐含量则相对较低,这主要与不同类型湖区的污染物来源及水生植物的分布相关; 在垂直剖面上,沉积物营养盐和重金属均表现出表层富集的特征.
(2)太湖东部湖区各疏浚点位的营养盐和重金属含量均低于未疏浚点位,表明底泥生态疏浚工程能显著去除湖底的表层浮泥及营养物质,并有效削减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含量; 但底泥疏浚对氮、 磷营养物质及重金属的去除效果,随着疏浚后的时间推移逐渐减弱.
(3)东部疏浚湖区所测沉积物中的8种重金属之间均呈极显著正相关,表明各金属元素间关系密切且具有较好的同源性; 重金属元素亦与底泥营养盐含量呈显著正相关,表明沉积物中有机质和氮磷营养盐的存在是影响重金属分布与富集的重要因子.
(4)潜在生态风险指数RI的评价结果显示,各点位表层沉积物的重金属潜在危害程度依次为X1>D1>D3>X2>D2,其中未疏浚点位胥口湾X1的潜在生态风险高于东太湖D1,且X1、 D1均属于中等生态风险,而疏浚点位D2、 D3、 X2属于轻微生态风险,底泥疏浚有效降低了沉积物中的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 Cd的单个重金属潜在生态风险系数Eri值最高,其中未疏浚点位D1、 X1的Eri值达到强生态风险,同时Cd也是各点位RI值最主要的贡献因子.
致谢:本工作得到江苏省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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